口述改革历史(中)

1．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试验田” ——常州、沙市改革试点 （杨启先 穆常生） 1981年7月，国务院批准《关于在湖北省沙市市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的报告》。1982年3月，国务院批准常州市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常州、沙市两市针对体制弊端，在生产、流通、分配、金融、科技、计划、物价等各个领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试验，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 2．见证重庆成为计划单列市 （林 凌 陈之惠）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对开展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部署。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庆开始了大城市试点的探索。1983年初，重庆市委、市政府向四川省委、省政府提交了《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并由省委、省政府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2月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文批准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实行计划单列，赋予其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三次对大城市实行计划单列管理的开端。 3．“昆山**家合资企业是抢来的” ——亲历者眼中的“昆山之路” （吴克铨） 从自费创办开发区起步，昆山大胆探索出了一条以开放型经济为主要特色的“昆山之路”，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突破：**个建起自费开发区、实施全省**幅土地批租、建立全国**家外商独资企业、创办全省**个陆路口岸通关点、建成全国**个封关运作的出口加工区……昆山一跃成为全国百强县之首。 4．闯“禁区”，绕“地雷” ——亲历“温州模式”的报道 （张也平） 温州，是我国改革开放中民营经济的“发祥地”。“温州模式”*初是一种以农村家庭工业为基础、以自由市场为依托的经济模式。到后来，随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批农民经营家脱颖而出，发展起了私人经营和合股经营的工业企业，资金、劳务、技术、信息等生产因素也进入市场。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无一不是在“闯禁区”。温州市大胆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率先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了生机勃勃的“温州模式”。 第 二 篇 5．四川企业扩权试点和首钢试点 （林 凌） 1978年10月，四川选择了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等6家地方国营工业企业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1979年5月25日，国家经委等6个单位联合发文，确定首都钢铁公司等京、津、沪8家大型国企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改革。早期企业扩权探索为企业改革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企业改革的进程。 6．“搞得更活一点，放水养鱼” ——企业经济责任制改革的来龙去脉 （张彦宁） 工业企业经济责任制作为企业管理的一项制度，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以生产技术责任制的形式提了出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发展形成责、权、利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职工劳动所得同劳动成果相联系的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向以承包为主的各种形式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性企业经营管理制度。 7．“请给我们‘松绑’” ——福建55名厂长、经理呼吁放权 （黄文麟 金 凌 杜进兴 汪建华） 1984年3月22日，在福州参加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的55名厂长、经理，联名向福建省委、省政府写信，书信的题目是《请给我们“松绑”》。3月24日，《福建日报》以《55名厂长、经理呼吁——请给我们“松绑”》为题，加了编者按语，在头版头条全文发表。福建全省兴起了企业放权的热潮，也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8．“落后就要请先生” ——国企首聘“洋厂长” （柴玉本） 1984年8月，格里希作为联邦德国退休专家，成为首批被派往武汉的专家。11月，“洋厂长”格里希走马上任，大刀阔斧地实行改革。“洋厂长”的“三斧头”砍下去，很快就打开了工作局面，逐步使生产和管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9．“打破‘铁饭碗’成为企业改革的时髦口号” （王光兴） 1986年，连亏了5年、濒临破产的海口罐头厂（椰树集团前身），在王光兴厂长的带领下开始破“三铁”，超前进行企业改革，释放企业活力，扭亏为盈。改革后的海口罐头厂生产规模迅速扩大，产量年年翻番，1991年五项主要经济指标居全国同行业之首。1994年，“椰树”被国务院列为海南省唯一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百户试点单位。 10．亲历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前后 （陈锦华 贺光辉 张彦宁 贾和亭） 20世纪80年代，推行股份制成为企业改革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是搞活企业的关键，也是解决国家投资严重不足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为贯彻落实中央的决定，1985年，在国家体改委组织起草的一份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构思的报告中提出，“从长远看，企业实行股份制是个方向，但要分阶段推进”。1986年，国务院在《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中明确指出，各地可以选择少数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随后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改革中出现的股份制形式，可以继续试行。股份制在试点过程中不断引发争议，探索工作曾一度停滞。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当年2月底3月初，国家体改委在深圳召开股份制企业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全力推进股份制试点工作。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颁布，标志着股份制试点的成功。 11．亲历诸城改革 （陈光 洪虎） 1992年9月至1994年7月，山东诸城在县域中小企业中进行了以推行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企业制度改革，这在当时是一种大胆的改革探索，引发了诸多争议和讨论。1996年2月，国家体改委等9部委组成联合调查组赴诸城调查。结论是：诸城市为“放活国有小企业”创造了经验。 12．“‘肖大胆’眼中的宜宾模式” （肖健康） 1991年，37岁的肖健康走马上任宜宾县县长，率全国之先在宜宾掀起了一股“产权制度改革”之风，推行“国家转产权、政府转职能、企业转机制、员工转身份、社会转市场”的宜宾改革模式。面临宜宾改革中的非议和争论，四川省委、省政府决定将宜宾作为全省“改革试点封闭县”，支持宜宾先行先试、先冲先闯。 13．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制的改革探索 （贾和亭 周放生） 1988年，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设立，拉开了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帷幕。1995年4月28日，国家体改委课题组形成了《关于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制改革的建议》，提出的国有资产管理运营的框架是：在国家统一所有的前提下，分成“三个层次”，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国有资产经营机构、股份公司的董事会。这个“三个层次”的架构对拓宽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起了推动作用。 14．确定“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陈清泰 贾和亭）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由此，企业改革开始进入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阶段。为了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家体改委和国家经贸委联合开展了百家大中型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改革。 15. 地方中小企业“两个置换”改革探索 （周放生） 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各地采取了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多种形式，把一大批小企业直接推向市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产权置换和身份置换为特点的“两个置换”的“放小”模式，成为地方中、小企业改革的重要探索。 16.个体经济的探索与实践 （容志仁 章华妹 郑举选） 容志仁是广州市**代个体户，1979年开“容光饮食店”，特设一毛钱学生餐，1981年受到省委**书记任仲夷接见，成为“**个被炒热的个体户”；1980年12月11日，19岁的浙江温州姑娘章华妹从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到了一份营业执照，这也是新中国**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1985年在汉正街1000多名个体户中，个体户郑举选创下了四个**，即当时的销售额连年**、纳税连年**、各种捐款**、认购国库券**。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大报告首次提出：“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改革开放初期，涌现出一个个个体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实践。 17. “傻子瓜子”的故事 （年广久） 20世纪70年代末期，安徽芜湖小商贩年广久的“傻子瓜子”生意兴隆，但他在经营过程中使用的雇工超过了8个，引发了一场关于雇工问题的大讨论。当时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七上八下”是一条铁定的界限。关于雇工问题的大讨论一直持续着，到1982年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已经雇工105人。邓小平几次提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他说：“不能动（‘傻子瓜子’），一动就人心不安，群众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18. “社会主义哪有那么多的暴发户” ——温州“八大王事件”斗争始末 （连正德） 在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源地温州，“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翻砂大王”吴师廉、“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及“胶木大王”陈银松等几人被列为“投机倒把罪”的重要打击对象。这件事情震动了浙江全省，也震动了全国，被称为温州乐清“八大王事件”。 第 三 篇 19.我亲历的1994年前后的财税体制改革 （刘克崮） 20世纪8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实行的企业承包制和财政包干体制与之越来越不相适应，财税体制改革迫在眉睫。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提出了“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理顺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逐步实行税利分流和分税制”的财税改革任务。1993年7月1日，实行了财务会计制度改革；1994年1月1日，实行了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改革、工商税制改革、“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1996年1月1日实行了“国民待遇”原则及关税和进出口税制改革。建立了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新型财税体制框架。 20.“改变过去‘大一统’的金融构架，要成立中央银行” （陆百甫）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相继恢复和建立，对过去“大一统”的银行体制有所改良，但随着这些机构的相继恢复和建立，“群龙无首”的问题也亟待解决。为了研究解决这个问题，1983年，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组织了历时一年的中国金融改革调查，并形成了一份报告，建议“打破过去‘大一统’的金融架构和体系，成立中央银行”。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1984年1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正式成立，拉开了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序幕。 21．全国**家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成立 （龚浩成） 1986年7月24日，作为金融改革的试点，国务院批准重新组建交通银行。1987年4月1日，重新组建后的交通银行正式对外营业，成为中国**家全国性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 22．中国证券市场*早参与者杨百万的故事 （杨怀定） 1981年1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获国务院通过，确定从1981年开始发行国库券。作为中国证券市场的*早参与者、实践者，杨怀定（人称“杨百万”）在我国**次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时嗅到了商机，成为**个从事大宗国库券异地交易的个人。之后，杨百万成为早期中国证券市场的代表人物之一，还拥有许多其他的“**”纪录：**个到中国人民银行咨询证券的个人、**个从保安公司聘请保镖的个人、**个主动到税务部门咨询交税政策的个人。 23．上海证券交易所“鸣锣开市” （龚浩成 尉文渊 阚治东） 1990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同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内地的**家证券交易所。同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成立并开始正式营业，标志着新中国证券市场的正式诞生和股市的起步。 24．亲历深交所的成立和发展 （郑良玉 禹国刚） 1988年4月1日，深圳发展银行在特区证券公司的柜台上开始了*早的证券交易。1988年6月，深圳市政府成立了证券市场领导小组，研究筹建证券市场的问题。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筹备，作为先行先试的中国资本市场，深圳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12月1日试营业，并于1991年4月11日获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批准成立。1991年7月3日，经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深圳证券交易所（简称“深交所”）正式开业，实现了股票的集中交易。 25．新中国证券史上**场股市灾难 ——深圳“8·10”事件 （郑良玉 禹国刚） 1992年8月10日，深圳开始发售“1992年度股票认购抽签表”。当时预发抽签表500万张，引来百万人争购。不到半天的时间，抽签表全部售完，排队群众在质疑中发生混乱，酿成“8·10”事件。深圳市政府当机立断，采用增加发行的方法成功平息了这一事件。“8·10”事件被认为直接推动了国家级证券监管机构的成立，使得政府对证券市场的重视程度空前提升。 26.中国证监会成立：中国证券市场走向规范化 （傅丰祥） 1992年9月，国务院下达文件决定成立中国证监会。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宣告成立，这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统一监管体制开始形成，中国资本市场法规体系初步形成，资本市场开始逐步纳入全国统一监管框架并走上规范化轨道。 27．亲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陆百甫） 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泰铢贬值，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由此爆发。随后金融风暴蔓延东南亚，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甚至波及新加坡及中国香港。在抵御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坚定地稳定汇率，表现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