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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插图珍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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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插图珍藏本

写给普通读者的近代史通俗之作!本书以极简的文字讲透了中国近百年间历史的演变、文明的冲撞、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其通透全面、不偏不倚,且学术含金量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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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w***(三星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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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非常好,很喜欢

2022-08-06 00: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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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详情
  • ISBN:9787516220603
  • 装帧:简裝本
  • 版次:1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印刷次数:1
  • 开本:32开
  • 页数:315
  • 出版时间:2019-10-01
  • 条形码:9787516220603 ; 978-7-5162-2060-3

本书特色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写给普通读者的近代史通俗之作!本书以极简的文字讲透了中国近百年间历史的演变、文明的冲撞、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其通透全面、不偏不倚,且学术含金量极高。
本书构建的史学框架和断代史体系,曾引领了近代史研究的风潮,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推崇,被称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曾国藩到康有为,从李鸿章到孙中山……本书将近百年的演变和人物娓娓道来,没有枯燥的考据,没有史料的堆砌,却尽显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社会发展趋势。
本书是一本人人都能读懂,人人也都需要了解的近代史。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写给普通读者的近代史通俗之作!本书以极简的文字讲透了中国近百年间历史的演变、文明的冲撞、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其通透全面、不偏不倚,且学术含金量极高。
本书构建的史学框架和断代史体系,曾引领了近代史研究的风潮,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推崇,被称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曾国藩到康有为,从李鸿章到孙中山……本书将近百年的演变和人物娓娓道来,没有枯燥的考据,没有史料的堆砌,却尽显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社会发展趋势。
本书是一本人人都能读懂,人人也都需要了解的近代史。

目录

总 论
**章 剿夷与抚夷
一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二 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三 东西对打
四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五 不平等条约开始
六 剿夷派又抬头
七 剿夷派崩溃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一 旧社会走循环套
二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三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四 洪秀全失败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一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二 步步向前进
三 前进遇着阻碍
四 士大夫轻举妄动
五 中日初次决战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一 李鸿章引狼入室
二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三 顽固势力总动员
四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五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六 军阀割据十五年
七 贯彻总理的遗教
附录一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一 中西方关系发生变化
二 欧洲人的蚕食
三 葡萄牙设法通商
四 国外殖民势力更替
五 康熙帝的外交
六 外交政策不进反退
七 马戛尔尼来华
八 英国输入鸦片
九 鸦片战争前后
十 “抚夷”的难题
十一 “剿夷外交”的代价
十二 俄罗斯侵吞国土
十三 自强运动的兴起与失败
十四 尾言
附录二 *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从顺治到咸丰)
一 俄国的远东发展
二 中俄初次在东北的冲突
三 尼布楚交涉
四《尼布楚条约》之条文考
五 东北一百五十年的安宁
六 俄国假道出师与胁诱割地
七 俄国友谊之代价
附录三:南京的机会与日本的“和平”
一 “九一八”事变与《独立评论》
二 “九一八”的责任问题
三 国联调查团所指的路
四 南京的机会
五 热河失守以后
六 长期抵抗中如何运用国联及国际
七 这一次的华府会议
八 我们目前对于“中央”*要的希望
九 “九一八”——两年以后
十 国际现势的分析
十一 论“日本和平”
十二 经过“满洲国”
十三 民族复兴的一个条件
展开全部

节选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在19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西洋没有派遣驻华的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国去,此中的缘故是很复杂的。**,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国来的船只都是帆船。那时没有苏伊士运河,中西的交通须绕非洲顶南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顶快需三个月,因此商业也不大。西洋人从中国买的货物不外丝、茶及别的奢侈品,我们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时我们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的出超。在这种情形之下,邦交原来可以不必有的。

还有一个缘故,那就是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国来,我们总把他们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他们不来,我们不勉强他们。他们如来,必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这个体统问题、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天朝”是绝不肯通融的。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岂不是蛮貊之邦,不知礼义廉耻,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他们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做买卖,借以羁縻与抚绥而已。假若他们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政治家分派别,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

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洋人曾到过漳州、泉州、福州、厦门、宁波、定海各处。后来一则因为事实的不方便,二则因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在广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做买卖的,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事实上官吏很通融。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逢八(也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夷妇”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顶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个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的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我国官吏不愿过问,那就是说,自动地放弃境内的法权。譬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初劝他们自己调解,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始理问。中国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厅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国人很满意。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中国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18世纪中叶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则拒绝交凶,拒绝接受中国官厅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不高明。

外国人*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到了18世纪末年(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外国人的态度就慢慢地变了。这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部分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里,在广州的外国人之中,英国已占领了领袖地位。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起始,昔日的手工业都慢慢地变为机械制造。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紧要,中国对通商的限制,英国认为*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同时英国在印度已战胜了法国,印度半岛全入了英国的掌握,以后再往亚东发展也就更容易了,因为有了印度做发展的根据地。

当时欧洲人把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模范的开明君主看,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着的困难都是广州地方官吏做出来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愿意改革。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正是乾隆帝满八十岁的那年,如果英国趁机派使来贺寿,那就能得着一个交涉和促进中、英友谊的机会。广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虚荣心,竭力怂恿英国派使祝寿。于是英国乃派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为全权特使于1792年来华。

马戛尔尼使节的预备是很费苦心的,特使乘坐头等兵船,并带卫队,送乾隆的礼物都是英国上等的出品,用意不外要中国知道英国是个富强而且文明的国家。英政府给马戛尔尼的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唯必须表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几个:**,英国愿派全权大使常驻北京,如中国愿派大使到伦敦去,英廷必以*优之礼款待之。第二,英国希望中国加开通商口岸。第三,英国希望中国有固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第四,英国希望中国给他一个小岛,可以供英国商人居住及贮货,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

在乾隆帝方面,他也十分高兴迎接英国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当作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礼。马戛尔尼*初不答应,后来有条件地答应。他的条件是: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派员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的画像行跪拜答礼,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中国不接受他的条件,也就拒绝行跪拜礼。乾隆帝很不快乐,接见以后,就要他离京回国。至于马戛尔尼所提出的要求,中国都拒绝了,那次英国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败了。

18世纪末年和19世纪初年,欧洲正闹法兰西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英国无暇顾及远东商业的发展。等到战事完了,英国遂派第二次的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次同。但是嘉庆给英使的待遇远不及乾隆,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败,并且私人对中国的感情也不好。

英国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到了19世纪,我们只能在国际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中国人,不分汉、满,仍图闭关自守,要维持历代在东方世界的光荣地位,根本否认那个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我们倘若大胆地踏进大世界的生活,就需要高度地改革,不然,我们就不能与列强竞争。但是我们有与外人并驾齐驱的人力物力,只要我们有此决心,我们可以在19世纪的大世界上得着更光荣的地位。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近代史,必须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们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机会。

义和团前后事

  甲午战败,国人的激愤之情达到巅峰,一时间排斥异端尽驱洋人成为顽固分子主流思想。然而中国与日本战尚且打败了,怎能一时与全世界开战呢?顽固分子以为可以靠民众。利用民众或“民心”或“民气”去对外,是林则徐、徐广缙、叶名琛一直到西太后、载漪、刚毅、徐桐传统的法宝。凡是主张剿夷的莫不觉得四万万同胞是有胜无败的。甲午以后,山东正有民间的义和团出现,顽固分子觉得这个义和团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武力。
  义和团(又名义和拳)*初是大刀会,其本质与中国流行民间的各种会匪并无区别。这时的大刀会专以洋人,尤其是传教士为对象,民众对洋人也有多年的积愤。外国传教士免不了偏袒教徒,而教徒有的时候免不了仗洋人的势力欺侮平民。民间许多带宗教性质的庙会敬神,信基督教的人不愿意合作,这也引起教徒与非教徒的冲突。民间尚有种种谣言,说教士来中国的目的不外挖取中国人的心眼以炼药丹,又一说教士窈取婴孩脑髓、室女红丸。民间生活是很痛苦的,于是把一切罪恶都归到洋人身上。洋人,附洋人的中国人,以及与洋人有关的事业如教堂、铁路、电线等,皆在被打倒之列。义和团的人自信有鬼神保佑,洋人的枪炮打不死他们。山东巡抚李秉衡及毓贤前后鼓励他们,因此他们就以扶清灭洋的口号在山东扰乱起来。
  己亥年(光绪二十五年,1899)袁世凯做山东巡抚,他就不客气,把义和团当作乱民,派兵痛剿。团民在山东站不住,于己亥冬庚子春逃入河北。河北省当局反表示欢迎,所以义和团就在河北得势了。毓贤向载漪、刚毅等大替义和团宣传,说他们如何勇敢、可靠。载漪和刚毅介绍义和团给西太后,于是义和团在北京得势了。西太后及想实行废立的亲贵,顽固的士大夫及顽固爱国志士,都与义和团打成一片,精诚团结去灭洋,以为灭了洋人,他们各派的公私目的都能达到。庚子年拳匪之乱是中国顽固势力的总动员。
  经过四次的御前会议,西太后乃于五月二十五日向各国同时宣战。到七月二十日,董福祥的军队连同几万拳匪,拿着他们的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及其他法宝,仅杀了一个德国公使,连东交民巷的公使馆都攻不破。同时八国联军由大沽口进攻,占天津,慢慢地逼近北京。于是西太后同光绪帝逃到西安。李鸿章又出来收拾时局。
  旧社会的循环套
  旧中国历朝历代似乎都要经历一个必然的循环:大乱之后是大治,其后再走向衰落与更替。没有一个封建朝代得以逃脱,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政治制度与社会环境。那时的人一方面不知利用科学节制生育,另一方面又不知利用科学增加生产。在大乱之后,大治之初,人口减少,有荒可垦,故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略为提高,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后来人口一天多一天,荒地则一天减少一天,而且新垦的地不是土质不好,就是水源不足,于是每人耕地的面积减少,生活程度降低。老百姓莫明其妙,只好烧香拜佛,嗟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士大夫和政府纵使有救世之心,亦无救世之力,只好听天灾人祸自然演化。等到土匪一起,人民更不能生产,于是小乱变为大乱。中国历史还有一个循环套。每朝的开国君主及元勋大部分起自民间,自奉极薄,心目中的奢侈标准是很低的,而且比较能体恤民间的疾苦,办事亦比较认真,这是内政昌明吏治澄清的时代。后来慢慢地统治阶级的欲望提高,奢侈标准随之提高,因此官吏的贪污亦大大地长进。人民所受的压榨也更加严重。
  不幸到了清朝,加上帝国主义侵略,几乎是落到了循环套的底端。十九世纪,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都已到腐烂不堪的田地。据前清政府的估计,中国的人口在康熙四十年(1701)约有二千万,到了嘉庆五年(1800)增加到三万万。百年之内竟有十五倍的增加!这种估计虽不可靠,然而中国人口在十八世纪有很大的增加,这是毫无疑问的。十七世纪是个大屠杀的世纪,开初有明朝末年的内乱,后又有明、清的交战及清政府有计划地屠杀汉人,如扬州十日及嘉定屠城。我们也不要忘记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近年中央研究院发表了很多明、清史料,其中有一件是康熙初年四川某县知事的人口年报,那位县老爷说他那县的人口,在大乱之后,只有九百余人,而在一年之内,老虎又吃了一大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大乱之后的大治,于是人口增加。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圈套,演来演去,就是圣贤也无法脱逃。

相关资料

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几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书的分量。
  ——何炳棣

  近代中国史的研究,蒋先生是个开山的人。近四十年来,蒋先生在这方面巨大的贡献,是开创新的风气,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带入一个新的境界。
  ——郭廷以
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
   ——费正清
他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这一大堆原始资料点活了。
——李济
蒋廷黻为我们重构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历史叙事,使我们知道近代中国的全部问题渊源有自,并不可怕。蒋廷黻本可以像司马迁那样潜心著述,藏诸名山,以待来者,可是他又期待像张骞那样折冲樽俎,为国立功。学术上的野心、企图并未全部实现,甚为可惜;而政治上的缺憾是他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甚至没有机会像他的前任顾维钧、颜惠庆那样为大国代言。
——马勇

作者简介

蒋廷黻(1895-1965),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他是民国时期史学家、国民政府高级官员(然其一生从未加入国民党)他备受郭廷以、李敖推崇,是费正清的老师。
1911年他只身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5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之职,在任期间,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
在政界,他被誉为国民党官员中“知外交的人”。
在学界,他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山之人和中国近代外交史的拓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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