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哲学文库彝伦攸斁/中西古今张力中的儒家思想

　　《彝伦攸斁：中西古今张力中的儒家思想》：　　不管怎么说，孙中山及其后继者们都明确表示，三民主义的目的，不仅在于建立民国，更在于促进大同。尤其是民生主义，虽然在具体解释中被更多地侧重于经济方面，但其实包含着一个相当高远、超迈的文教理想，在其中，不同的民族在共同追求进步和文明的过程中不断地融为一体。总而言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非常睿智地从时间维度上为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奠定了正当性的基础：民族主义着意于历史，民权主义着意于现实，民生主义着意于理想，换言之，民族主义的过去时、民权主义的现在时与民生主义的将来时共同构成一个整全的时间观念而为中国人的伦理生活开启了一个基本的存在境域。这个意义上的现代中国，既是政治的，更是文教的，既是民族的，更是超越民族的。而且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文教的意义显然更为重要。如果说晚清以来出现的民族一文教一国家理念是通过对传统夷夏之辨中文教意义重于种族意义这一要点的颠倒而达到的一种现代转化的话，那么，面向实际生活世界重新弘扬文教理想，重新恢复被过分地束缚于民族主义立场之下的文教传统，对于中国将来的社会建设就非常重要。　　与康有为等人重构儒学普遍主义的努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儒学的民族主义化成了现代以来儒学新开展的宿命。彻底检讨因儒学的民族主义化而导致的对传统文教精神的误解乃至扭曲，从目前来看仍然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就此而言，孙中山及其后继者们开创的革命儒学实际上是儒学民族主义化的典型版本。在回答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问及其革命思想之基础时，孙中山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戴季陶发挥这一说法，以孙中山为道统传人：“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在这一点，我们可以承认中山先生是二千年以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不过，戴季陶也明确指出，孙中山在继承道统、复活道统的同时，更有新的创制：“先生的思想，可以分为‘能作’与‘所作’的两个部分。能作的部分，是先生关于道德的主张；所作的部分，是先生政治的主张。能作的部分，是继承古代中国正统的伦理思想；所作的部分，是由现代世界的经济组织、国家组织、国际关系种种制度上面着眼，创制出的新理论。因为世界的状况不同，所以能作的理论，虽然继承古人，而他的实际，合古人不能尽同。”应该说，戴季陶的这一概括还是相当中肯的。于是问题就在于，首先，“能作的部分”，也就是孙中山关于道德的主张，在哪些方面或在何种意义上“合古人不能尽同”？其次，导致这些差异的现代世界的不同状况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换言之，如果承认孙中山在继承中国古代文教传统的同时又有所开展，那么，站在这一文教传统的内在立场上又该如何评价这种新的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