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简帛学刊(前辑已订)(第2辑)

　　《中国简帛学刊（第二辑）》：　　（一）楚简　　1994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共有1200多枚，涉及近百种古书，共计35000多字。这批竹简尚无明确的出土时间和地点。参照郭店楚简出土情况，不少学者推测其出土地点应与郭店楚简发掘地相距不远。　　上博简《李颂》与《兰赋》问世后，被研究者分别当作“颂”体、“赋”体看待。二体呈现的原始形态可以解决王长华等提出“赋颂本为二体”（《汉代赋颂二体辨析》），与易闻晓“赋颂不分”（《论汉代赋颂文体的交越互用》）之间的纷争。“颂”本义即赞扬、祝愿等，后来“颂”作为一种文体，指以颂扬为目的的诗文，往往以激扬的情调来描绘事物的形貌特征、内在精神等。从文体形式上看，颂多语句精炼，似诗而句子长短不一，诗节形式较为复杂。《李颂》篇题中的“颂”字，是否如《诗经》中的颂字？《诗经》之前的“颂”性质为祭祀所用，《诗经》之后，战国时期以“颂”命篇的作品，传世文献仅有屈原的《橘颂》。此处“颂”的含义为描绘容貌、仪容，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李颂》，所产生年代与屈原《橘颂》相近，产生地域同为楚地，“颂”字亦当作此理解。篇题中的颂字并不仅表明文体，而且指出本文重在描述某种容貌、仪容，兼及由貌而引申的实质。　　上博简《曹沫之陈》残缺不全，篇题在简2背，原作“散（曹）蔑（沫）之戟（陈）”。原书分上下篇，上篇论政，下篇谈兵。李零先生认为篇题是取下篇之义。王青认为上博简《曹沫之陈》竹书篇题正是曹沫陈述之语的意思，《曹沫之陈》见证了古代语文体的发展演变，是早期语文体的一个实例。“陈”字可当作体现本篇文体特征的字眼。　　《凡物流形》分甲、乙两本，甲本第三简简背书有“凡物流形”四字，应为原有篇题。一开篇就以一连串的问句表达对万物存在的好奇，由第二个段落开始，每一小段以“问之日”引起，共有九个段落，也就是有九问，*后一段为陈述语气，仿佛是对前面所提问题的回答。这样的结构形式与《天问》非常相似。日本学者浅野裕一在《（凡物流形）的结构新解》中认为，“问物”篇是苗族创世歌和《天问》之间的中间形态。从文章体裁上看可归人楚辞类作品。从旨意上看，与《天问》颇类，其命名取首句而非从文体，值得注意。　　“清华简”计约有2500枚（包括少数残断简），是迄今出土较多的战国简之一。经研究证实，这批简属于战国中晚期文物，其文字风格类似楚地。因其在秦之前就被埋人地下，未遭“焚书坑儒”之厄。竹简上所载诸书，大多前所未见，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于2010年12月出版。包括《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滕》《皇门》《祭公》《楚居》9篇文献。　　其中《耆夜》共14支简，在第十四简简背有篇题，系篇题，背面有次序编号，属商朝末期之书。每枚简长45厘米，合汉尺二尺四寸，在汉代属经典类。《金滕》末简第十四简简背有文字“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应该是作为篇题，有专家认为这个抄本没有使用文本原题，是因为没有看到书序。但简背的这个短句完全可以涵盖整篇的文意，意思应为“武王有疾，周公作金滕”，所以这应该就是书写者为其命名的篇题。《祭公》共21支简，末简背面有篇题，无次序编号。《皇门》无篇题，简背有次序编号。《程寤》《楚居》无篇题，亦无次序编号。这一批文献标题属概括文章大意或取关键词来指称，并不涉及文本归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