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鸡鸣-变动时代的读书人

《风雨鸡鸣：变动时代的读书人》：　　对不少中国人来说，1918年秋天是个可喜的季节，据那时进入开封二中读书的郭廷以回忆：“有几件事使我们学生很兴奋。首先是徐世昌当了总统，我们本来不知徐世昌是何许人也，但知道他是翰林，是文人，美国总统大多是文人，现在中国文人居然也可以做总统，当然是可喜的现象。”其次是“欧战告终，协约国胜利。中国也是协约国的一员，学生们又大为高兴，彼此大谈公理战胜强权”。再加上国内南北双方也各派代表准备和谈，“眼看国内也将和平统一，全国上下对国家前途都抱着莫大的希望”。　　在很多人对1918年寄予希望之时，前清京官梁济却看出了大问题，他在这年11月10日以自杀警示国人。从后见之明看，梁济弃世的时机选择实在不佳，几天后**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胜而结束。中国居然成了战胜国，举国皆感喜从天降，形成一次政府与民间互动的“普天同庆的祝贺”。直到5月初巴黎和会带来绝望之前，几个月的一片乐观之声无形中删略了一些不那么如意的消息和言论。故梁济不仅未曾达到他的警世目的，甚至没能影响到多数人的愉快心情。　　有一种说法，行为也是文本，而文本一旦脱离作者之母体，便获得独立的生命。这是文学家欣赏的理论，也更多适合于文学。（如《红楼梦》就可以脱离作者来看，很长时间里读者不知谁是作者。）但史学就未必然，一件有意识的个人行为，尤其是那些非常规的行为，对行为主体本身的立意，不能不充分考虑，认真对待。　　梁济的自杀也颇为人所道及，因为他明言自己“系殉清朝而死”，当时和稍后多数人大致都是由此认知其行为，而研究者却往往超越于此而立论。其实行为者的自述是不容回避的，否则无论褒贬都不啻将其视为“独立生命体”而随意解读。然而这是一次有计划的死，梁济曾用了几年的时间相当仔细地计划和安排自己的弃世，特别希望世人按照他的设计来认识他的自杀，故确应更仔细地考察他本人想要表达的意思。欲知梁济为什么要殉清，或需简单回顾民国代清这一史事。　　清季新政与民国代清　　过去对清季十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革命党”方面，包括革命思潮的兴起、“革命派”与“保皇派”“立宪派”的斗争、革命党的发展及其内部分歧等。在大陆，“资产阶级”的形成与特点又是其中一个重点。近年对清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较热，对政治史的研究相对较冷。但历史研究在扩大研究视野的同时，其主体性的问题仍应是那些具有“时代意义”的“重大问题”（未必是“宏大问题”），在不少社会、文化史研究者的心目中，确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政治史”的缺失。这样发展下去，或多或少会导致史学的“细碎化”倾向。不过目前尚不足虑，我们的主要问题仍是虚而不实，连不少貌似“细碎”的小题目也仍以空论为主。　　此前一个重要的缺失是对清政府（中央和地方）的研究较少，且多注意朝野的“对立”，论述朝野共同尝试以变革求维持体制的努力者尤少。近年虽有一二较好的书，并未改变基本的趋势。这样，既存的研究实际小视了晚清权势结构的变化程度，也很难解释*需要回答的问题：在没有特别明显的倒行逆施的情形下，何以会发生革命？清廷何以那样快就崩溃？这或是*需要深入探索的。　　清廷*后十年并无太多特别明显的暴戾苛政和“失道”作为，至少不到历代一些亡国之君“倒行逆施”的荒谬程度（如果此前的历史叙述大致是确实的），社会上也少见此前历代王朝末年所发生的“土地兼并”严重一类现象（即使作为新经济因素的工商业亦未引起类似的激变）。因此，革命的发生及其迅速成功必须从其他方面做进一步的梳理和研究，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到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