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郭子玄王船山章太炎三家庄子学勘会

　　《内圣外王：郭子玄王船山章太炎三家庄子学勘会》：　　对于经典来说，一部仅仅是离章辨句、文字训诂、注不破经、疏不破注式之解释，实在没必要反思其解经方法。相反，对于一部近乎是借经典之“酒杯”而浇自我之“块垒”之解释来说，则有必要对其解释学或云解释方法进行反思。至少在文本上，庄子并没有很强烈的经世致用特色，要从这种近乎是“涉旷经虚”的文本中解释并创构出一套“内圣外王”体系出来，必然需要一种自洽而融贯的解释学或点石成金的解释技艺来做背后的支撑。　　就中国传统的经典解释来说，古来就有“庄子注郭象”和“郭象注庄子”以及“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两种“定向”①。李明辉教授将之概括为“恢复”和“重组”两种形式，刘笑敢教授则对应地提出“拟构”和“创构”两种范式。“恢复”和“拟构”着眼于恢复经典之原貌，近乎冯友兰先生所谓“照着说”，“重组”和“创构”致力于抉发经典新意，近乎冯友兰先生所谓“接着说”。刘笑敢教授进而将这两种解释范式概括为两种“定向”，即“客观的、历史的、文本的定向”和“当下的、主观的、自我表达的定向”。②其中，“现实的自我表达的取向”近似于所谓“六经注我”，此种解释范式是中国古典哲学创新的一般范式，换言之，表面上是“解经”，实则却是在“创构”，即以“解释（注经）”的形式来“创构”哲学体系。按照刘笑敢教授，“创构”又分为“顺向创构”和“逆向创构（异向创构）”两种定向，前者以王弼之《老子注》为典型，后者以郭象之《庄子注》为范例。事实上，就庄学解释史来说，不唯郭象《庄子注》是以解释为形式而进行哲学创构的典范，《内圣外王：郭子玄王船山章太炎三家庄子学勘会》所检讨的另外两部庄学传注，也是以解经为形式而进行哲学创构的典范，所不同的是，郭象是“逆向创构”，船山、太炎则是与王弼一样的“顺向创构”，即他们至少在大体上不存在“注庄”与“反庄”的两难。①如笔者前文已经言及，一部诠释是否能称之为哲学创构，关键是看“解释”对“经典”之**性或本体是否有改造。在这个意义上说，郭象以“自生”取代庄子之“道生”、船山以“气化”取代庄子之“道生”，太炎以“心识”取代庄子之“道生”，可见他们都是哲学创构。　　当然，“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严格来说并没有明显之界限。陆象山言“我注六经，六经注我”恰恰是以一种互文之语气强调他才是“六经”的真正知音，换言之，象山并不以为自己是在曲解“六经”，其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象山语录》上），他始终是以“六经”之知音来自居的，相反，象山认为朱子读书“支离破碎”而终有昧于古人著书立说之大本大原。然则，象山对朱子之评价，朱子肯定不以为然，朱子读书讲究“文字血脉”（《朱子读书法》），这种“文字血脉”实则也是对古人注疏内在精神之把握。如果把象山与朱子之争看作是一种解释学之争，恰恰反映出“解释”与“经典”之两难，即所有真正的解释者都必然自诩为“经典”的旷世知音，朱子、象山莫不如此；而事实上，在第三者看来，解释者之知音感越强越自负，其解释往往距“经典”本意会越远，朱子、象山也都莫不是如此。朱子满纸“天理”，象山满纸“吾心”，如果以“依经解义”之汉儒来看，朱陆两家解释大概都会成问题。依伽达默尔相关理论，在终极意义上并不存在绝对客观之解释，然则若退一步讲，相对客观之解释（“我注六经”）在经验之意义上并不难断定，比如汉儒之章句之学，清儒之训诂之学等，他们诉诸“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解释原则；同时，相对主观之解释（“六经注我”）在一般意义上也并不难断定，魏晋时期之道家经典传注、宋明时期之儒家经典传注就更多打上“我”之色彩，比如王弼之《老子注》，郭象之《庄子注》，朱子之《四书集注》，船山《读四书大全说》《尚书引义》等。就《内圣外王：郭子玄王船山章太炎三家庄子学勘会》所推重之庄学三大解释者来说，他们无疑都属于“六经注我”式之相对主观之解释者，尽管他们也和朱子、象山一样都宣称自己才是经典之真正知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