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典论

　　《法典论》：　　法律伴随社会的进步，亦愈加复杂。在原始社会，民俗淳朴，人事并不复杂，以数条政令就足以制御人民，故而古代的法律极为简约。一国成文法仅不超数十条之多。近时在希腊克里特岛，发掘出的《哥尔琴法典》（Gortyne）的古法典，其只不过是刻在法庭石壁上之十二条法令而已。在罗马开始制定颁布的成文法是登载于公共市场的十二铜表。本邦上官太子的宪法也只有十七条而已。正如贞永建武的式目、德川氏的律令，与现今法令相比，繁简固然是不能同日而语。近江朝廷以来的律令格式颇为完备，然后世朝纲每每弛缓，而武门执掌政权，乱世相继，社会退步之际，法令亦以简约为主。　　在中国，有制定帝尧五刑之传说。其他三代律令之端绪，此可从书礼等古典之编纂而得知，然其规定极其简单。其后正如称之为郑国之子产、晋国之范宣公的鼎铭之律，条项就固然知之，然以铭刻其鼎观之，就可知其为颇简短之法令。战国时始于魏国文侯之臣李悝制定法经六篇，其后汉代萧何进行增补制作律九篇，三国之时魏律成十八篇，晋律成二十篇，接着从南北朝及至明清，其律典各有增损，总之其条项具有逐渐精密之倾向。　　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皇（Queen Victoria，1819-1901）治世50年间所发布的法令数量，比起诺曼战捷以来五百年间所发布的法令远远为多。法令伴随社会进步而呈现细密复杂之倾向。而伴随社会新事物的产生，亦须制定新法律。归纳之则恰如伴随着人智之开发，新思想、新事物倍增，随之亦等于增深所表达其之言语。依此观之，法令之疏密正是与社会之进步成正比例，其愈加烦杂，亦是理所当然的，此可谓是与社会进化相伴的显像。　　如此，伴随法令累积以致极度烦杂，人民知其法令甚难，虽有才能学识之士专攻法律者，则易知悉法律。然其弊害正如古代不成文法时代所推行的“民可使依之，不可使知之”的主义之时，法律知识亦成为法律家之专利，法律是所谓“公开的秘密”，其意义不仅在于将之公诸于天下，而且在于“避免法律的不识”之原则，而一般人民实际上亦难以有知悉之能力。此时，立法者应将复杂之法令归类编辑，编成人民易知之题材的一部法典，此可称之为整理策略的法典编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