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方案:法国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france

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军事失败的这些传统解释都有可取之处，但也无法解释某些现象。例如，和平主义和失败主义确实削弱了某些法国预备役部队的士气，尤其是在色当之战中，但这些思想的影响在大部分正规部队或者殖民地部队中并不明显，而此类部队占野战部队的40%。第2北非步兵师（DINA）预备军官丹尼尔·巴洛内（Daniel Barlone）上尉批评了该师的一些参谋，但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部队中的士气甚佳。9另一位正式军官——34岁的弗朗索瓦·于埃（François Huet）上尉证明，法国陆军仍能造就“斗志昂扬”的士兵。于埃 的父亲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一名骑兵将军，而他自己也是圣西尔学校的明星学员，当时已在摩洛哥服役7年，是战功卓著的骑兵军官。1940年战役期间，于埃作为骑兵中队指挥员也有过多次出色表现，在抵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罗贝尔·纳谢兹（Robert Neucheze）少校也是第二代骑兵中的一员，且是殖民地老兵，他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表明法国正规军中层军官同样不乏真正的勇士。 与德国陆军（现役、预备役与后备军）一样，1940年的法国陆军也有不同质量水平的部队（现役、A类预备役、B类预备役），有超过40万人的北非部队参加了战役。德方在1940年的报道中承认，塞内加尔猎兵（tirailleurs）和其他殖民地部队作战勇猛。虽然第55 步兵师（55e DI）、第71步兵师（71e DI）等B类预备役部队在色当战役中迅速瓦解，但让·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准将的第14步兵师等正规部队在勒泰勒桥头堡防御战中表现卓越，许多叙述（包括霍恩的著作）都忽略了这一事迹。霍恩无视法国陆军表现出色的事例，基于法国军队从内部瓦解的思路，得出了法国人在1940年的战斗中怯懦、无能、厌战的流行结论。法国历史学家多米尼克·洛米耶（Dominique Lormier）曾持续多年在他的法语版历史书籍中反对此类粗枝大叶的解释，但很不幸，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太多的成效。确实，将230万的野战军所有部队与色当战役中的2个三流步兵师混为一谈明显是荒唐之举。同样，现有证据表明，1940年法国海军和战斗机飞行员的士气也相当高涨，这意味着和平主义和失败主义理论并不能代表整个法国的军事努力。10而且，对法国和平主义的过分强调，完全无视了法国在1925—1933年镇压摩洛哥和叙利亚叛乱时表现出来的残酷无情。为了粉碎里夫山的阿卜杜勒-卡里姆起义，贝当元帅部署了超过10万名士兵，包括来自法国大都市区的部队。仅仅6个月，贝当的部队就遭受了1.1万人以上的伤亡，包括3700人死亡或失踪，说明法国愿意以损失换取军事上的成功。11很显然，阿卜杜勒-卡里姆和叙利亚的起义者都不会同意法国战备受到和平主义削弱的论调。 衡量军队士气与纪律的客观方法之一是研究与开小差、自杀及军事法庭审判有关的统计数字，但强调1940年战役中士气是关键因素的叙述却倾向于依靠坊间的评论，而不是统计学证据。在假战（Drôle de Guerre）期间，法国军队共计死亡12623人（包括疾病与事故），但自杀者与被处决者数量不详。另一方面，可以查到德国陆军在此期间的具体数字——非战斗死亡者将近1万人。1939年9月到1940年4月，德国陆军有777名士兵自杀，超过600人开小差，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者超过300人。12法军开小差的比例是否更高不得而知，但很明显，德国国防军中也有一部分人心怀不满。 “法军士气低落”的判断还忽略了关于另一方士气的隐藏真相——德国国防军高级将领密谋反对希特勒，并积极抵制“黄色方案”，因为他们不相信该方案能够取得成功。从1938年的布隆贝格-弗里奇事件开始，德国陆军内部就出现了反对希特勒的秘密组织。根据卡尔-海因茨·弗里泽尔的说法，当希特勒宣布1939年进攻法国的打算时，大部分德国高级将领都惊骇不已，并积极地破坏这一举措。13德国陆军高层——包括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参谋长炮兵上将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及其副手步兵上将卡尔-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Carl-Heinrich von Stülpnagel）——都知道这一反希特勒的图谋，却没有向希特勒告密。假战期间，C集团军群指挥官威廉·里特尔·冯·李布（Wilhelm Ritter von Leeb）上将、第1集团军指挥官埃尔温·冯·维茨莱本（Erwin von Witzleben）大将也知晓反希特勒的图谋。这些军官不仅反对“黄色方案”，其中一些（如施蒂尔普纳格尔）还积极商讨发动一场军事政变，将希特勒赶下台。国防军反希特勒共谋集团的领导人之一汉斯·奥斯特上校（Hans Oster）甚至在1939—1940年的冬季向荷兰驻柏林军事参赞提供了“黄色方案”的行动细节。1940年法国陆军各部队中确实存在士气问题，但德军的士气也远称不上高昂。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不足，但至少法国陆军中没有人密谋推翻雷诺政府、刺杀莫里斯·甘末林（Maurice Gamelin）将军或者向敌方提供秘密计划文件。因此，士气对于1940年的双方都是一个问题，并非法国独有。 关于军事学说的争论主要因罗伯特·道蒂而起，他是一位法国陆军方面的专家，其著作《灾难的种子》解释了法国陆军“按部就班作战”（bataille conduit）的理论是如何在1918年8月亚眠战役中总结出的*优战术上加以精炼，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经过简单的改良，*后纳入坦克与飞机的作战中的。14道蒂断言，“按部就班作战”强调火力而非机动性，寻求利用由*高司令部实施微观控制的炮兵等关键资源，打一场紧密控制下的战役。他还表示，法国军事思想经过调整，能避免1914年8月给陆军造成惨重代价的那种会战再次发生。道蒂坚称，呆板且头重脚轻的法国军事思想不能适应1940年战争的节奏，因而无法阻止德军的机动战法（Bewegungskrieg）。他在严苛的评估中得出了“敏捷的德军纵队将笨拙的法国部队切成了碎片”15的结论。 不过，这种军事思想有缺陷的解释很快就在多个层面上遇到了问题。首先，“按部就班作战”是以1918年成功的攻击战役为模板的，而1940年法国采取的是防御战略。在1940年战役中，法国陆军发动的局部反攻规模都不超过一两个师，因此公平地说，“按部就班作战”的军事学说并没有真的用于这场战役。其次，如果法国陆军打算发动一场集中战役，那么20世纪30年代中就应该在现代化通信设备上投入巨资，可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正如道蒂本人所提出的，法国陆军在1923—1939年仅将预算的0.15%投入到通信设备的采购上。16法军总司令莫里斯·甘末林将军设于万塞讷的总部没有电台或者电报设备，依赖骑摩托车的通信员传递急件，无法密切控制军队的行动。17虽然其他法国指挥官（如阿方斯·乔治将军）拥有电台和电报，但1940年的指挥与控制（C2）方法不足以发动集中战役。第三，军事学说解释倾向于将焦点放在法军各师无法跟上迅速机动的德国装甲师这一事实上，但忽略了另一个事实：“黄色方案”中90%的德国师在机动性上并不比与之对抗的法国师强。和法国陆军一样，德国国防军的大部分地面作战力量仍然由徒步步兵和马拉炮兵组成。霍恩承认这一点，他写道：“当1940年的盟军部队面对占据德国国防军大部分的普通步兵师时，他们几乎都守住了自己的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