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一卷)

　　《俄国社会思想史（**卷 汉译名著本）》：　　俄国的历史是一个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被拓殖的国家的历史。正如索洛维耶夫指出这点，拓殖意味着居民的职业单调化和经常迁移；我应补充指出，这二者都妨碍社会分工所造成的阶级差别的深化。这就是说，由于上述条件，俄国的内部历史不可能以各社会阶级的相互强烈斗争为特点。由于居民不断向“新的地区”迁移，*高阶级的政治力量的源泉——它对极大部分居民的经济统治——不可能很充沛，而且经常有枯竭的危险。只是由于西南罗斯的移民经常流向上伏尔加河流域而不可能继续向北部或东北部和东南部转移，因而造成大俄罗斯农业人口的相当密集的时候，只是在这不太长的时期内，*高阶级才能扩大并巩固其对贫苦居民的直接经济统治。只是这时，才在这里形成了规模颇大和颇有势力的贵族土地占有制。但当莫斯科国家的发展壮大清除了那些暂时停止拓殖的障碍以后，农民便又大批奔向“新的地区”，这时，土地占有者的经济统治又开始出现裂痕而动摇起来。如所周知，大规模的土地占有制这时经受了一场真正的危机。为了摆脱艰难处境，土地占有者势必力求将农民完全固定于土地。中央政权对此欣然同意：我们知道，中央政权本身便是*大的土地占有者，它本身由于农民迁移而感受的痛苦并不亚于贵族。但大地主愈是需要同中央政权联合以固定农民于土地，则他们对于大公的政治反对态度便势必变得愈加软弱。关于这一点，克柳切夫斯基非常精辟地指出过。　　“农村的情况决定了贵族的政治情绪，为他们的政治活动提示了方向，降低了他们的某些利益的价值以提高另一些利益的价值，例如，使他们将对待农村的思想摆在对待宫廷的思想前面，迫使他们从宫廷的关系中寻求支持，以保障对农村的关系，而不是相反：总之，土地占有者的忧虑和危难虽没有使贵族成为有经验的和审慎的农业主，却使他们成为胆小或冷淡的政治家。”　　根据克柳切夫斯基教授的意见，必须承认，十六世纪的农村是莫斯科国家的政治制度不曾成为贵族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当时的农村情况就是一个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被拓殖的国家的情况。所以，这一重要原因本身便是这种拓殖的结果之一。　　另一个同样重要、同样是拓殖结果的原因，便是在十六世纪下半期，在莫斯科政府面前展开的新的森林和草原地区，那里有大量由政府可以支配的自由土地。政府将这些土地分给官宦阶级的中下层，使这些阶层成为政府反对这同一阶级的*高贵族阶层、反对“世袭贵族”——大贵族的可靠支柱。在十六世纪下半期，世袭领地制在封地制面前节节后退，这一事实用政治语言来解释，便是说，一般贵族曾迫使大贵族大步退却，帮助国王无情地镇压“世袭贵族”的全部政治野心。法国的君主政权也不免同低级贵族联合。查理七世甚至寻求过这种联合。但是法国货币经济的发展很早便使国王能够建立一种不是由军职贵族，而是由非贵族出身的职业士兵组成的常备军，已如上述。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就是这查理七世（他的御前会议是由低级贵族和第三等级的代表组成的）为了在上述意义上改组军队，做了很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