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的责任”与国际人权规范构建

“保护的责任”与国际人权规范建构｜导论导论“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促进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联合国宪章》见《联合国宪章》序言与《联合国宪章》**章《宗旨及原则》，**条第三项。http://wwwunorg/zh/documents/charter/。“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突飞猛进、经济日益相互依存、全球化及地缘政治巨变的时代，没有发展，人类就无法享有安全；没有安全，人类就无法享有发展；不尊重人权，我们既不能享有安全，也不能享有发展。”——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的报告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在第59届联合国大会上的报告：《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2005年3月21日。参见：http://wwwunorg/chinese/largerfreedom/summaryhtml。**节核心问题与研究意义人权保护的国际化与国际人权规范的发展是当今国际政治发展进程中*为重要的进步之一，也是联合国成立70多年来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冷战结束后，地区局部动荡和冲突持续不断，大规模违反人权的人道主义灾难的频繁发生使人类社会的良知面临着巨大的拷问。与此同时，以“人权保护”为由进行国际干预成为当今国际政治中的一种常见现象。但在保护人权的国际干预行动中，过去由西方国家所倡导的“人道主义干预”往往酿成更为严重的人道主义悲剧，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质疑与批评。在此背景下，如何合法有效地保护冲突国国民的基本人权，已经成为当今新型全球治理体系下国际社会广为关注而又极具争议的重大现实问题。国际社会中的正义失序以及西方国家的人道主义干预行动与传统的人道主义价值相悖离，使国际人权保护在伦理和实践方面均陷入困境。尽管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与民众已经意识到地区冲突中人道主义危机的严重性，但至今仍未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尚未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人权规范。二战期间法西斯对于基本人权的践踏，促使国际社会运用法律和相关手段来保护人民的基本人权。经过不断努力，国际社会构建了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关于基本人权保护的内容在一系列国际条约中以法律的形式得以确认，也由此促进了国际人权保护体系的建立与发展。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保护人的安全的责任首先在于当事国政府，并确立了国家保护人权义务和承诺的国际法责任。国家主权原则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也是开展国际人权保护行动必须遵守的根本准则和价值规范。但在人权保护的实践层面，《联合国宪章》并未能实质性地约束国家，尤其是西方大国和地区国际组织等外部力量针对某个国家内部事务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行为，对外干预甚至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常见现象”。 Adrian Guelke，“Force，Intervention and Internal Conflict”，in FSNorthedge ed，The Use of For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Faber and Faber，1974，pp98-100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国际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国际社会变成一个“日益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澳］约瑟夫·A凯米莱里等著，李东燕译：《主权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和平、发展与合作成为主流趋势。国家之间发生大规模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大为降低，但国际社会也面临着日益复杂的新威胁和新挑战：地区动荡和国内冲突持续不断；原来两极格局掩盖下的民族矛盾、族群纠纷、宗教冲突、局部战争以及国家治理等内部问题纷纷从“潘多拉魔盒”中涌现出来，国家内部的暴力冲突开始取代大国间的战争而成为国际冲突的主要形式，进而成为诱发人道主义危机的新根源。 Lotta Themner，Peter Wallensteen，“Armed Conflicts：1946-2012”，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50，No4，2013，pp509-521 Barry Buzan，“New Patterns of Global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7，No3，1991，p432当今大规模违反人权事件，常常是由国内冲突而引发的。从冷战结束至今，人类目睹了太多暴力、动乱与惨绝人寰的人道主义灾难的发生，诸如索马里内乱、卢旺达大屠杀、科索沃危机、海地难民、斯雷布雷尼察种族清洗等，对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损害了人类的尊严与幸福。这一趋势至今未得到扭转。相反，除了一些原本的地区冲突和危机还在持续以外，新的危机（如苏丹达尔富尔危机、利比亚战争、科特迪瓦暴乱、中非共和国人道主义危机、叙利亚化武事件、缅甸内战等）正在不断出现。在这些冲突中，平民往往成为战争与冲突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导致国家出现无政府状态和震撼人类良知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不仅造成冲突国内部混乱、失序和严重倒退，同时带来涌向周边国家的难民潮和其他恶性冲击波，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甚至国际安全的新挑战。主权国家“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行为”（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 Welttsein Florian，“For Better or For Worse：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Beyond ‘Do No Harm’，” 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Vol20，Issue2，2010，pp275-283的频繁发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国际人权保护问题的关注、重视甚至深刻反思。 Ruth W Grant，Robert O Keohane，“Accountability and Abuse of Power in World Politic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9，No1，2005，pp29-43 Robert OKeohane，“Accountability in World Politics”，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Vol29，No2，2006，pp75-87当一国出现有违良知的“大规模、系统性、有组织的人权侵犯行为”和人道主义灾难时，尤其当其国内人权状况恶化到其国民*基本的生命权利都难以得到保障，当事国政府处于完全瘫痪状态时，国际社会是否有权利和义务通过国际干预来实现人权保护？当事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应该如何承担对冲突中无辜平民的“保护的责任”？对中国来讲，我们该如何理解与当前人道主义危机相联系的国际事务，如何建设性地参与地区热点问题解决，建立中国热点问题外交的相关原则和处理方式，如何在国际人权规范建构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这些都是本书重点探讨的问题。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全与发展均离不开世界各国人权的广泛实现。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很难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所发生的震撼人类良知的“系统性、大规模的人权侵犯行为”置若罔闻。尊重和保护人权已然成为全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并成为当今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进程中的核心议题之一。 2005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将人权、安全和发展作为联合国工作的三大支柱内容之一。联合国秘书长千年报告也认为人权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3月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以“人权与2015年后发展议程”为主题的高级别小组讨论会上，潘基文指出：“人权应是指引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核心议题之一”，2015后发展议程应当建立在三个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