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艺术的魂

在京都郊外的一个寺院里，有一个由15世纪著名艺术家相阿弥设计的花园。它被称为花园，却与我们能设想的花园的概念很不相同。想象一下，它是长方形的，边缘是石头的低矮围栏，中间被填上了一大片细沙，每天早晨这片细沙都被耙成波浪起伏的图案。没有一朵花，没有一株灌木，没有一叶草，只有那银色的表层和从里面露出来的四五块形状不规则、放置不对称的一组小石块。到底这个奇怪花园（或者花园的幻影）的设计者心里是怎么想的？如此裸露，完全没有我们在花卉的色和香、平展的草坪和浓密的树荫中寻求的愉悦感官的魅力。
我们只能猜测。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花园是依据禅宗的精神构想的。我们已经知道佛教的这个派别否定礼仪的作用，否定读经的意义，相信应该从个人内心深处寻求绝对真理，并在南宋时期给中国艺术染上了它的色彩。而在15世纪，它支配了日本人的精神，使得足利时代[ 足利时代又称室町时代，是日本历史中世时代的一个划分，前一个名称因建立幕府的足利家族而得名，后一个名称源自幕府设在京都的室町。这个时代由足利尊氏1336年建立幕府开始，结束于1573年织田信长废除将军足利义昭。
]的艺术浸透了禅宗思想，这种影响之深，连此前的宋代艺术都无法与之相比。
相阿弥的那个奇特的花园，既裸露又抽象，以极端的形式展示了禅宗精神。在这种受禅宗启发的艺术中，反复强调的是内心生活，而且思想的交流被减弱到了极简和裸露的形式。说它是一种暗示的艺术，比说它是一种表现的艺术更为恰当。
我将回到日本艺术的那个阶段。但我首先想要谈一下这种把事情引向极端、为选定的目标不惜牺牲其他一切的倾向，我想这是这个民族的特性，这种特性有时候在我们看来简直就是荒诞的和可怕的。
冈仓天心认为，天性中强烈的常识元素使得中国人在观念的世界和行动的世界中都避免走极端。他说，在这方面，日本人跟印度人更为接近。
在印度有关佛陀化身为释迦牟尼之前的故事中，有一则说的是一位婆罗门如何与妻子一起旅行，在路上如何遇到一个又一个人，他们向他索要他带着的各种东西。他把东西一个又一个地给了那些想要的人。当他把东西都送完的时候，有人向他要他的妻子，他二话不说也把妻子给了对方。他完全彻底地履行了一种观念。
再说一个日本女人在战场上为她死去的儿子哭泣的故事。当有人想要安慰她时，她这样回答：“我不是为失去他们而哭泣，我是在为自己再没有儿子可以送上战场而哭泣。”47个浪人的故事我想许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讲的是47个家丁为他们的封建领主报仇，密谋杀死陷害了这位领主的敌人，然后全都自杀了。你会觉得这个故事已经足够能说明问题了。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些浪人都有守寡的母亲，置无依无靠的老母于不顾也是一种罪过。这些母亲为了使孝道不妨碍儿子对封建领主的尽忠，竟然全都自愿自缢而死。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些母亲的墓在东京一个寺庙里，不管你哪一天去，都会看到前来她们每座墓前烧香、膜拜的人摩肩接踵。这些人来到这个寺庙，不是为自己祈求福分，而只是向大约200年前表现出忠诚和勇气的行为表示敬意。
日本人对一项事业或一种观念的忠诚，包含着一种绝对的性质。可能在世界的历史上，从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他们那么崇尚英雄主义，我指的是他们具备一种随时准备赴汤蹈火、忍受一切的精神，一旦选定了事业，就不计后果。虽说这种精神突出体现在行动的世界，但它在观念的世界、在艺术中也有表现。
在日本艺术中，我们找不到随心所欲多产的创造，找不到大批的宏伟壮丽制作。它是一种优质的浓缩，具有按照一丝不苟的精致趣味实现目标的专注度。我觉得其弱点在于，在制作中意识显得过强了，对技巧的精妙也强调得过多，同时对独创性的要求就显得不够了。
日本艺术史是这样一种艺术的历史：它首先从中国吸取灵感，逐步形成自身特点并呈现新的题材。然后仿佛担心与亚洲大陆的伟大传统失去接触，变成艺术上狭隘的外省和岛国，它又从中国思想和艺术较晚的阶段寻求并找到了新的激励和复兴的机会。 日本再度关起门来， 它的艺术再度致力于消化吸取来的东西，一种新的具有真正日本特色的风格又逐步形成。在这种艺术晚近的诸阶段发生过同样的事情，但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值得注意的是，经历了一千多年一直到今天，在每一代艺术家身上都具有一种从不间断的继承性。即便他们的才能有高低优劣之分，即便各个阶段的丰富程度并不相同，却不存在艺术上荒芜和停滞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