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的延安整风:全2册

　　《我所亲历的延安整风（套装上下册）/红色延安口述·历史》：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这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了提高全体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所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这次全党整风运动，不仅对于加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建设，加速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曾发生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对于尔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均具有深远的意义。　　1943年至1945年，我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参加了这一整风运动的全过程。今天，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多年研究中共党史的心得体会，着重地谈谈延安整风运动深远的历史意义。延安整风的需要和可能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什么要在1942年提出开展全党整风运动呢？这是由当时我们党所面临的主观条件和客观环境所决定的。　　从主观上来说，自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党在各方面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和总政策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党在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沦陷区开辟了一个近一亿人口的解放区战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已成为坚持长期抗战和夺取全国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这是十分可喜的。但是，这时我们党还有很多缺点，还是有问题的，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相当严重。　　——党的广大高级领导干部在理论修养上还很差，不善于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　　旧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情很复杂，国内外反革命力量异常强大。我们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是在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直接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党成立之后，就负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十分艰巨的任务。那时，我们党既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善于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又没有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党的纲领、路线和重要决策以及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任免，都要经过共产国际批准。所以，自1921年党的成立至1935年党的遵义会议以前这十几年中，党的中央领导机关，接连不断地发生右的和“左”的严重错误。尤其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期（1931-1935年）党内所出现的以王明为主要代表、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路线，给我们党和中国革命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和危害。1931年秋冬之交，王明被当时的党中央派往苏联后，他又被共产国际委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等重任，因而使这一错误路线进一步膨胀起来。这一错误路线，竟在全党统治长达四年之久，几乎把党和中国革命引上绝境。1935年1月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遵义会议，才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此党和中国革命才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健康发展的道路。但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曾长时间得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未能从思想根源上进行彻底清算，所以多年以来，在全党，特别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未能取得统一的正确认识。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末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后，他竟由过去的极左立场转到极右立场，提出了一条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确路线针锋相对的新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时王明还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打着共产国际招牌，使许多不明真相的高级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深受蒙蔽和欺骗，从而使党和革命事业继续受到不应有的损失。以王明为代表的错误的思想作风，集中地表现为：学风上的教条主义、党风上的宗独立研究能力的，研究生是尚缺乏独立研究能力的，后二者有的实际上不易区分，后来并没有形成制度。前六个中国现实问题研究室的研究计划都分为现状、历史、理论三个方面，同时又分为敌（沦陷区）、友（国民党统治区）、我（抗日革命根据地）三个地区。文化思想研究室的初步计划规定：现状方面，重点研究抗战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应用和发展，研究和批判蒋介石的力行哲学、陈立夫的唯生哲学和阎锡山的中的哲学等，调查研究陕甘宁边区人民的文化思想状况等。历史方面，收集整理“五四”以来的文化思想史料。理论方面，依据中国革命经验写一部有中国特点的辩证唯物论。、当年的成果有艾思奇在《中国文化》上发表的《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的评述》等。研究院的生活是紧张的。研究人员都是一大早就起来学习外语，每天晚上学习或工作到很晚，当时别的单位晚上灯用油多有限制，研究人员是不加限制的。　　1942年2月1日，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做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2月8日，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做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两次，中央研究院的同志都去听了。这是在全党范围内整风运动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