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2020版)

大主考李九我清点了试卷数目，发现少了七份卷子，于是就问教谕是怎么回事。教谕答说：“七卷大不通，留作笑资耳。”李九我命其找出这七份卷子，照张岱的说法，“公一见，抚掌称大妙，洗卷更置丹铅。易经以大父拟元，龚三益次之，其余悉置高等”。主考李九我虽然有意把张汝霖放在榜首，但是“南例无胄子元者”，官员的长子不能放在榜首，这是南方的惯例，所以大主考李九我就以龚三益抡元，张汝霖放在第六位。后来李九我对别人说，这么做有违自己的良心，“此瞒心昧己事也”。科考有许多不成文的规矩，其中之一就是上榜的考生要向主试考官表示谢意。张汝霖也照规矩行事，“揭榜后，大父往谒房师（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教谕），房师阖门拒之日：‘子非我门人也，无溷我。’”三年考一次的乡试一如进京会试，过程复杂，规矩又多，应试的考生有数百乃至上千之多，耗时数日，显然张岱为求叙述精彩而把过程简化了一些。但重点是主考官李九我能随机应变，又能惜才，教谕则是照章办事，不知变通，容不得考生有异见。幸好张汝霖的才情能获得赏识，脱颖而出。如果被打入冷官的这七份卷子果真写得很好，这或许说明了教谕对向来囊括榜单的绍兴人心存偏见，要不然就是他有特定的人选想呈给主考官。张汝霖后来当官，也做了主考，便特别留心榜单以外的考生，是否有遗珠之士，但是*后却因时常力排众议，而遭到解职。”张岱笔下的文人世界充斥各种矛盾：一边是令人目眩的名望与机会，一边是郁闷、沮丧，甚至肉体的衰亡。张岱继续细数参加科举的族人，父亲张耀芳也经历类似的困顿与疾病纠缠。说到这里，张岱的语调更为粗涩，父亲早年生活顺遂，但随即困顿。万历二年（1574），张耀芳生在绍兴，自幼“灵敏”，很早就开始读书，“九岁即通人道”。张耀芳十四岁就取得生员，有资格参加乡试。但之后将近四十年，张耀芳都是在埋首苦读。幼年对读书的热爱，如今转为抑郁牢骚，使得他情绪低落、为胃疾所苦，视力也几乎失去——或许是因为遗传父亲的眼疾。张岱还在私塾念书时，父亲“双瞳既吒”，已近乎眼盲，但仍然读书不辍。张岱后来写道：“漆漆作蝇头小楷，盖亦乐此不为疲也。”显然是刚从外国传来的科技救了张耀芳的视力，“犹以西洋镜挂鼻端”，让他又能读书，到了五十三岁，才终于上了乡试副榜。根据张岱的记述，他的叔伯各有因应科考之道。像是季叔烨芳”曾仔细看过亲戚为了科考所读的书，颇为不齿，“徒尔尔，亦何极？”但是张烨芳为了证明自己的能耐，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下帷读书，凡三年，业大成”。但张烨芳还是无意功名，也从未尝试，过着挥霍不羁的生活。更复杂的是张岱九叔（九山）与十叔（煜芳）的关系。十叔显然占了一些优势，“少孤，母陈太君钟爱，性刚愎，难与语。及长，乖戾益甚，然好学，能文章，弱冠补博士弟子”。主考官从众考生之中选了张煜芳，提供津贴，让他去考乡试，长达三十多年。但是，这么优渥舒服的日子并没有稍解张煜芳的坏脾气。崇祯六年，张煜芳的九兄张九山中进士第，有旌旗匾额送至，挂在家门之上，惹得他语带轻蔑骂道：“区区鳖进士，怎入得我紫渊（十叔的号）眼内！”照张岱的描述，十叔张煜芳“裂其旗，作厮养挥，锯其干，作薪炊饭，碎其扁，取束诸栅”。张煜芳虽然脾气暴躁，管不住自己，又善妒成性，但他对于科举制度本身显然并不仇视。过了十二年后，崇祯十三年（1640），朝廷欲收天下人才，以解决燃眉弊端，于是就下令吏部破格开科进用，结果张煜芳名列特科二等第十九名，补刑部贵州司主事一职。”那么，张煜芳的学问如何呢？张岱则是一语带过：“紫渊叔刚戾执拗，至不可与接谈，则叔一妄人也。乃好读书，手不释卷，其所为文，又细润缜密，则叔又非妄人也。”意思是说张煜芳脾气暴躁，别人很难跟他说话。但是他又喜欢读书，文笔“细润缜密”，由此来看，他又不是个“妄人”。诸如此类的矛盾，竟然集勤学与暴戾于一身。我们从张岱祖父、父亲的生平可看到，张家学子多有失明之虞。祖父是以处暗室以恢复视力，父亲靠的则是眼镜。明朝时已可买到眼镜，一副眼镜值白银四两。但是比张岱小十岁左右的堂弟张培在五岁便双目失明，药石罔效。根据张岱的说法，失明的原因不是日夜苦读，而是张培喜欢吃甜食，加上亲戚纵容，这孩子要吃什么甜的，全都顺他的意。等到大人察觉张培的视力迅速退化时，就算是祖母“费数千金”，求遍天下名医也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