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

后记 就在本书*终交稿的时候，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正在肆虐。疫情对人心的激荡有目共睹，原有的生活节奏犹如被按了暂停键，几乎每个阶层都有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心境。面对疾病考验的时候，人性得以*真实地展现，身边的一切得以被重新认知。疾病与医疗能够集中展现人与社会的方方面面，虽然不是永远，但却经常不以我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此时此刻我们也更加体会到，在摸索人与社会甚至人性的基本规律的时候，医疗与疾病是一个绝佳的窗口。 中国的史学脱胎于政治史，目前在整个史学框架中医疗与疾病似乎只是一个点缀。人*关心自己，生老病死是人类面临的永恒问题，由生死问题衍生出人类的世界观和宗教，进而衍生出政治、社会、思想、学术、贸易、战争等诸多问题，短时段的因素被重视，长时段的“病”如何能在历史因素的剖析中被忽视？政治、经济、制度问题，有时不过是冰山之尖峰而已。古人受限于认知能力忽视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疾病以及疾病应对思想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我们则受限于古人所写的史料的视角，实际上该跳出这个圈子了。历史地理学和环境史学已经着人先鞭，而疾病和“疾病应对”（包含但不限于医疗）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也值得强调。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直觉能够想到的当然是东汉末大瘟疫、明末大鼠疫那样直接影响王朝兴衰的显性事例，但实际上潜移默化者更多，挂一漏万，试举一二： 例如宗教无不以回答生死问题为己任，中国本土的宗教的诞生除了一般性的禳灾辟邪，对付疾病是根本任务之一，疾病反过来帮助了本土宗教的发展，东汉后期长期的疫病帮助了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兴起，太平道以符咒治病统辖信众，以拟国家化组织来对抗世俗政权，五斗米道以祛病为号召，以三官书等仪轨统治民众，在与世俗政权的对抗失败之后，道教大改革又转而以长生成仙为追求之目的，迎合上层社会，这是影响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服食炼丹作为其副产品也是导致很多非理性历史因素产生的重要原因。再例如国家所挪用的祭天地与大傩仪式，其实就是由君主独占禳灾祛病的权力，完成君权与国家大祭司之间的融合，而世俗统治权与宗教统治权的合二为一，毫无疑问也是中国与西方走上不同历史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再例如现代史学常常将几乎所有政治人物假设为“理性人”，总要为他们的所有行为寻找“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动机，这有时是合理的，有时则是不合理的，因为不符合人性的特点。人的行为一方面有理性，一方面又有各种非理性甚至“不可理喻”，而这种非理性行为形成的原因则是多种多样的，有来自性格的，有来自生长环境的，有来自宗教信仰的，当然也有来自疾病的。非得抱以了解之同情，才能理解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动机，否则我们面对的就不是人，而是机器。至于基层民间，他们日常生活的轨迹、希冀、恐惧莫不与疾病密切相关。除了理性因素，非理性因素也非常值得重视，医疗社会史毫无疑问不应该缺席，因为人的精神、健康状况、疾病以及应对会影响到人的情绪、思维，甚至人生观。这几乎是每个人的生活经验都多少可以证明的。尤其在眼下这个时刻。 疾病比很多因素更能长远影响人类历史。细菌、病毒、螺旋体、衣原体、支原体、原虫们自人类不存在的时代就已经生存在地球上，它们必然伴随人类之始终，与气候、地理一起构成了人类的外部环境，人类只有不断改变自己来应对它们，这种改变会体现在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方面，尤其是思维模式和世界观。对疾病、医疗历史的研究，就是对影响历史发展深层次因素的研究。 谢谢诸位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