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元史 第5辑

明成祖为元顺帝遗腹子的传说所反映的历史观



朱棣是否为元顺帝遗腹子，为什么产生如此荒诞不经的传说，其生母究竟为蒙古人或汉人， 20世纪30年代一批著名学者如傅斯年、朱希祖、李晋华、吴晗、邵循正等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学术争论。

傅斯年与朱希祖在明成祖的生母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并就这一问题展开了争鸣。先是傅斯年撰写了一篇《明成祖生母记疑》 的论文。他在该文的篇首前言说：



民国十八年冬，北平一不相熟之书肆携一抄本求售，凡二三十叶，而索价奇昂。其中所记皆杂钞明代笔记之类，不能自成一书，询朱逷先先生此书何如，朱先生谓其皆是零钞他处者，仍应以原书为准，遂还一价，而余赴京，两月归来，此书已为原主取回，今日思之，殊觉可惜。其中有一节，亦钞自明人笔记者，记明成祖生母事甚详，大致谓作者与周王府中人相熟，府中传说，成祖与周王同母，皆非高后产也，故齐、黄削藩时，周王受责□重，而燕王自感不安者愈深，及燕王战胜入京，与周王相持痛哭，其后周王骄侈，终为保全，而恩泽所及□重。又记时人侈言成祖实元顺帝之高丽妃所遗之子，并记当时民间歌谣，七言成句，末语谓三十五年，仍是胡人之天下云云，盖靖难进行革除之后，用洪武三十五年之号也，以上是此时尚可追想者，其他不及记忆矣。近读《广阳杂记》等，重见此事，以为甚可注意，再向书肆求此册，则以事隔一年有半，并忘其为何肆送来，费两日力。苦无头绪可寻，原抄录自何书，当时匆匆南行，亦未记下，自己抄写不勤，史料轻轻放过，实不可自恕，记之以志吾过耳。



此段篇首所记说，民国十八年（1929）冬，在北平有一个书商向他推销一本杂抄明代笔记的抄本书，共二三十叶，但索价很高，对这个书的史料价值他还向朱希祖询问过，朱希祖谓其皆零抄他处者，仍应以原书为准。于是就向书商讨价值还价而未买下。两个月后想买时却无从得到了，感到很惋惜。内中记明成祖生母事甚详，“大致是说作者与周王府中人相熟，府中传说，成祖与周王同母，皆非高后产也。”以后读刘献廷《广阳杂记》等又发现类似的记述，于是就注意了这个问题。陈寅恪先生告诉他这种说法还见于《明诗综》、《陶庵梦忆》等书。根据这些材料，他撰写了这篇论文。在这篇文章中，傅斯年对疑点较多的明成祖生母详加考证，认为官书失之讳，私记失之诬，皆不足尽信。明成祖生于碽妃，养于高后。碽氏为贱妾，故不彰也。至于碽氏是何人，傅斯年只是作了推论，说她肯定不是汉人，而可能是蒙古人、高丽人甚至是色目人，并断然否定了碽妃是元顺帝的妃子，明成祖是元顺帝之子的说法。根据对各种文献的考证，傅斯年提出碽妃为明成祖生母的观点。

朱希祖读到该文后，对傅斯年的观点并不赞同，于是作了《明成祖生母记疑辩》，随即引起了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朱希祖在文中对傅斯年确信《南京太常寺志》，断定成祖非高皇后子，而为碽妃子，特为高皇后养子耳，因之懿文太子及秦晋二王，亦非高皇后子，而不信《明实录》及《玉牒》的做法表示怀疑，专门制作了《南京太常寺志》（据谈迁《枣林杂俎•彤管篇》所引）与《明史•诸王列传》（《王世贞别集•同姓诸王表》同）明太祖诸子之生母对照表，结果发现四条可疑之处，即：明太祖二十六子，《南京太常寺志》仅知有二十子，而周、蜀、庆、岷、赵五王及皇子楠，皆不载其生母，一可疑也。自楚王以下十六子，不知其母姓氏，二可疑也。有位号之妃，仅载李淑妃，其他以皇妃、皇贵妃、皇贵人、皇美人为次，《明史•后妃传》云“诸妃位号，取贤、淑、庄、敬、惠、顺、康、宁为称”。生子之妃，除李淑妃外，岂一概无位号耶，三可疑也。马皇后无子，取他妃子以为子，故《南京太常寺志》存其真，取懿文皇太子及秦晋二王属之李淑妃生，成祖文皇帝属之碽妃生，一矫《玉牒》及《实录》之诬；然其他十六王，《玉牒》所载其生母，岂皆诬耶！何《太常寺志》皆不与之相同也，四可疑也。 有此四疑，于是覆核他书，复有四疑：（一）疑高皇后无子之说似不足信也；（二）疑周王非成祖同母弟之说不足信也；（三）疑碽妃即《广阳杂记》之甕妃，亦即《蒙古源流》之洪吉喇氏也；（四）疑天启《南京太常寺志》之不根据典礼也。 由于原文过于冗长，兹不具录。

吴晗撰写了《明成祖生母考》，支持傅斯年的观点，反驳朱希祖；李晋华撰作了两篇论文《明懿文太子生母考》、《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 ，也是赞同傅斯年，反驳朱希祖；傅斯年则在李晋华文的基础上又作了《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并答朱希祖先生》 。李晋华《明懿文太子生母考》一文，分为一、叙言；二、吴晗“高皇后无子”说节要；三、乙未以前太祖无纳妾可能；四、高皇后生懿文太子于太平陈迪家；五、李淑妃不生懿文太子等五个部分。李晋华的另一篇《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论文，则分为上下篇，上篇：一、记太祖诸子生母异同诸说；二、傅孟真先生《明成祖生母记疑》提要；三、朱希祖先生《明成祖生母记疑辩》提要。下篇：一、太祖早年纳妃之多；二、太祖曾纳庚申帝妃；三、燕周同母说之由来及其影响；四、碽妃生成祖及碽妃、汪妃、甕妃之异同；五、国史《玉牒》与《南太常志》（即《南京太常寺志》——笔者）乖反及《南太常志》（即《南京太常寺志》——笔者）不言周王所出之原因。李晋华的两篇文章和傅斯年答朱希祖之文都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分册上发表，于是朱希祖又写了一篇《再驳明成祖生母为碽妃说》，予以驳斥。

傅斯年在阅读朱希祖的《明成祖生母记疑辩》一文之后，一方面深感其持论之从正，尤感其教诲之义，另一方面，仍不能为其折服，放弃己说。但在一些问题上两人也有相同的看法，如他们都认为《蒙古源流》之不可信，燕周异母之不可信等。傅斯年在《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并答朱希祖先生》一文中，从方□□上委婉地对朱希祖提出批评说：“朱先生深信《明史》，深信《明实录》，此自为史学家持正之立场。然私书不尽失之诬，官书不尽免于讳。果非官书不取，涑水无须采小说撰考异矣。”然后，对自己的论点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材料，如将李清《三垣笔记》、潘力田《国史考异》与沈若霖编的《南京太常寺志》对照，说明《南京太常寺志》的史料价值的可靠性；断定李清的《三垣笔记》对孝陵奉先殿位序的记述是正确的，张岱的《陶庵梦忆》中的记述有误。天启年间沈若霖撰《南京太常寺志》是明成祖生母为碽妃的主要根据，因《南京太常寺志》已佚，王鸿绪已不及睹，今若可见，此等细节上的疑问可以一扫而定。但《南京太常寺志》已不可见原书，只是从前人的引用中得其片断而已。

朱希祖的《再驳明成祖生母为碽妃说》是一篇更长的辩论文章，该文首先介绍了这个问题的由来，然后分几部论证己说：一、自申前辩；二、答吴晗君；三、答傅斯年君；四、答李晋华君；五、辩过信官书。其中以对傅斯年的答辩篇幅为□长。他说，傅斯年文中有两大谬误：其一，误以《天潢玉牒》与《皇明玉牒》为一；其二，误以孝陵飨（享）殿与南京奉先殿为一，此当纠正者也。他对文献版本的源流作了较多的梳理。由此可见，他对明代的礼制、掌故更为熟悉，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更多。他的结论仍然是明成祖的生母是马皇后，所谓碽妃并不存在。在蒙古文文献中，《蒙古源流》的洪吉喇氏，在汉文文献中，刘献廷《广阳杂记》的甕妃，天启《南京太常寺志》的碽妃，都是洪吉喇氏的简译，是转译过程中出现的差异，说的其实是一个人，均不足为信。三书的成书次第：“然则此三书之成，《南京太常寺志》□早，在天启三年；《蒙古源流》次之，在天启五年（朱氏此说明显有误，《蒙古源流》的成书年代应该是康熙元年［1662］——笔者）；《广阳杂记》□后，在清初。而明成生母之传说，则蒙古□先，北京次之，南京又次之。” 当然，朱希祖的这些论断也有推断的成分。但他也找到了一条很有力的证据，即他在南京雨花台调查古迹时，发现的一个石碑，石碑刻有“宣武将军佥广武卫指挥使司骠骑将军佥都督府事李公神道碑铭”，朱希祖断定这个碑就是明太祖李淑妃之父李杰的碑。从碑铭中推断，李淑妃与懿文太子年岁相若，决不是母子关系，《南京太常寺志》之说李淑妃是懿文太子的生母显而易见不能成立，《南京太常寺志》在这方面的可靠性就值得怀疑，与此相关的明成祖生母为碽妃说也因此不足为信。这里必须特别留意的一点是，朱希祖前文《明成祖生母记疑辩》已明确指出《南京太常寺志》有两种：一为明嘉靖时汪宗元撰，凡十卷；一为天启三年沈若霖撰，凡四十卷。争鸣的关键在于汪宗元撰《南京太常寺志》朱氏未能目睹，而沈若霖撰《南京太常寺志》亦辗转传抄并非原件原书。

如果从双方辩论的人数上看，傅斯年他们略微占有优势，不仅他们三位青年史学家，即傅斯年、吴晗、李晋华如此主张，就是老一辈史学家孟森也持这个观点。孟森相信夏燮（夏嗛父）《明通鉴》的记载，并向傅斯年提供了夏燮（夏嗛父）《明通鉴》中的相关材料。三位青年史学家在明史方面均有很深的素养，特别是吴晗，已经是当时有较高声望的明史专家了。当然，正误不能以人数的多少来定，这次争论中双方都有推论，这些推论都有待于文献的进一步证实。但两者相较，朱希祖掌握的明代文献更多，他购买的明代文献，就私家藏书而言，无人可与其比。从对明代文献的考辨来看，三位的功力与朱希祖的相比还稍逊一筹。朱希祖的文章发表后，未见傅斯年等再发表辩论文章，是被朱希祖的论证折服，还是因抗战爆发而无暇再写就不好说了 。

傅斯年、李晋华都认为成祖之生母为碽妃，而不是马皇后。朱希祖则持相反的意见。可以说当时的学术界倾向碽妃为成祖生母说，而邵循正先生以英文撰写《明朝皇帝具有蒙古血统血缘的倾向这一奇异理论的历史意义》一文，探讨永乐帝的血缘，肯定碽妃不是元顺帝的皇后，而是明太祖一名属于弘吉喇部的蒙古妃子 。郑天挺先生在其《明史讲义》中也指出：“案：成祖崩于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年六十五，应生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年，其时太祖方与陈友谅角逐未至大都也。太祖于洪武九年十月命秦、晋、燕、吴、楚诸王治兵凤阳（《明史》二），如依《蒙古源流》说则燕王仅九岁，乌能治兵哉？”

除此之外，明成祖为元顺帝遗腹子的传说，又引起了国外蒙古学界的注意。20世纪年40代日本学者小林高四郎的日译本《蒙古黄金史》（《小黄金史》——笔者）一书以及山本守的一篇论文《永乐帝と建文帝——永乐帝と蒙古伝记》（《永乐帝与建文帝——永乐帝与蒙古传记》），对这个蒙古传说都有所探讨 。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学者普齐科夫斯基在《13—17世纪蒙古封建时期史学》一文中指出：“这个传说（指永乐帝为元顺帝遗腹子的传说——引者）的目的是要证实明朝皇帝源自于蒙古皇帝，而且是他们血统的继承人” 20世纪90年代，日本两位青年学者永井匠、井上治依然关注这个与永乐帝相关的蒙古传说。他们在合写的论文《〈初期（一七世紀初——一八世紀前半）モンゴル文年代記〉の口承文芸の特徵と史料価値》（《〈初期（17世纪初—18世纪前半叶）蒙古文编年史〉的口头传承文艺的特征及史料价值》）中说：“永乐皇帝的传说尽管荒唐无稽，但不能忘记与此有关的史实的存在。也就是大都的陷落与靖难之变（靖难之役——笔者）。还有《明史•鞑靼传》洪武三年条有元朝的皇妃被明朝捕获的传闻。此类历史传说故事的记述，虽说不是淹没整部编年史，但至少存在一定篇幅的民间传说故事的记述。然而考虑到确认与前揭传说相关的史实，而那种民间传说故事大多数以史实为基础，因此我们认为并非完全毫无根据的杜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