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下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

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丘
有一位学者指出，中国文化的深层特质在于“忧患意识”；另一位学者声言，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一忧一乐，两个几乎全然不同的学说，分别于１９６２年和１９８５年先后推出，在中国文化研究的圈子里，都发生了强烈影响。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试图寻找一个简明的概念，来概括显然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中国文化。起先用的是“仁心”，是“中道”；尔后有了和西方对比的机会，又改用“静的文化”（钟天纬）、“道的文化”（薛 福成）、“精神文化”（梁启超）、“孝的文化”（钱穆）等之类，去和被想象为西方文化特征的“动的文化”“器的文化”“物质文化”“爱的文化”相区别。所有这些，都可算做是从文化的意识层面或心理层面来辨认中国文化的。也有从文化的器物层面着眼，称中国文化为农耕文化的；或以文化的制度层面为主，称中国文化为家庭本位的专制文化的。更有从一元进化论的观点出发，统称中国文化为封建文化或中世纪文化的。
凡此种种，如果不计它们赋予的或由之引申的价值含义的话，似乎都能或浅或深地捉住了中文化的某些特质，给人们的认识以一定导向。它们彼此虽也互有差别，但这些差别仿佛只不过在概念的大小宽窄或主从本末之间，因而大家还是相容的、互补的，或者说，是并行不悖的。
没料到继之而起的两种新说，一主“忧”，一主“乐”，其两极对峙的状况，除了在“五四”前后那些纯价值判断的文章中所可仅见外，此外任何对中国文化作整体研究的地方，都还难得碰到。
于是，分析一下这一对都已颇具影响的学说，无疑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
万一通过分析而竟然多少接触到了中国文化的特质，那时，对于中国文化如何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课题，岂不也算在尽一点绵力么？ ！
一
“忧患意识”说是徐复观先生于１９６２年在《中国人性论史》中提出的；翌年，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的特质》讲演中曾予阐释。
他们认为，中国的人文精神躁动于殷周之际，其基本动力便是忧患意识。此前之“尚鬼”的殷人，沉浸在原始的恐怖与绝望气氛中，总是感到人类过分渺小，一凭外在的神鬼为自己作决定，因而人的行动脱离了自己意志主动或理智导引，没有道德可言。周人革掉殷人的命，成为胜利者，并未表现出趾高气扬的架势，相反，从商革夏命和周革殷命的历史嬗变中，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有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应负的责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忧患意识”（取词于 《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是某种欲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或者说是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是人对自己行为的谨慎与努力。因而这是一种道德意识，是人确立其主体性之始，它引起人自身的发现，人自身的把握以及人自身的升进，与形成耶、佛二教的 恐怖意识和苦业意识绝然不同。忧患意识在周初表现为“敬”，此后 则融入于“礼”，尔后更升进为“仁”。从表面看来，人是通过“敬”等工夫而肯定自己的；本质地说，实乃天命、天道通过“敬”等工夫而步步下贯，贯注到人的身上，作为人的本体，成为人的“真实的主体性”。 他们相信，基于忧患意识为基础的心性之学，不仅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品格，也是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孔、孟、老、庄以至宋明理学乃至中国 化了以后的佛学的一条大纲维之所在（见《中国人性论史》第二章，《中国哲学的特质》第二、三讲及《徐复观文录（二）·中国文化复兴的若干观念问题）。
“乐感文化”说是李泽厚先生于１９８５年春在一次题为“中国的智慧”讲演中提出的，收录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后来在《华夏美学》中又有所发挥。而这一说法的理论前提，早在他１９８０年的《孔子再评价》中，便已形成了。
其说认为，由于氏族宗法血亲传统遗风的强固力量及长期延续， 以及以农业家庭小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牢固保持， 决定了中国文化具有一种“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的倾向或特征。 它曾被孔子概括在仁学的模式中，后来慢慢由思想理论积淀并转化为心理结构，内容积淀为形式，成为汉民族的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这种由文化转变来的心理结构，被称之为“文化心理结构”，或人的心理本体，虽历经阶级的分野与时代的变迁，它却保有其某种形式结构的稳定性。实用理性引导人们对人生和世界持肯定和执着态度，为生命和生活而积极活动，并在这种活动中保持人际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既不使情感越出人际界限而狂暴倾泄，在消灭欲望的痛苦折磨中追求灵魂的超升，也不使理智越出经验界限而自由翱翔， 于抽象思辨的概念体系中探索无限的奥秘；而只求在现实的世俗生活中取得精神的平宁和幸福，即在人世快乐中求得超越，在此生有限中去得到无限。这种极端重视感性心理和自然生命的人生观念和生 活信仰，是知与行统一、体与用不二、灵与肉融合的审美境界，表现出中国文化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乐感文化。据说这个所谓“乐”，还不只是心理的情感原则，而且是伦理学、世界观、宇宙论的基石。它在中国哲学中，是天人合一的成果和表现，是以身心与宇宙自然合一为依归的*大快乐的人生极致，是巨大深厚无可抵挡的乐观力量，是人的心理本体，那个*后的实在（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的《孔子再评价》《中国的智慧》《华夏美学》）。
二
乍一看去，以“忧”“乐”二义统领中国文化，其势当如水火，绝无相容余地。但稍加寻绎，却可看出，两说偏又颇多共同之处。
首先，二者都表现出强烈的文化认同感。众所周知，中国之由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蜕变，是在剧烈的外部原因干扰下发生的。时代变迁引起的震撼，将“适应外来的文化”与“认同自己的传统”二端，尖锐而鲜明地摆在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其知识分子面前，并随二者的不同拼合而形成为几条可供选择的前进道路。时至２０世纪下半叶， 随着局势的剧变，情况益加复杂起来。即以这里讨论的“忧”“乐”二说为例，它们明显都是想以文化认同为主的办法，在今天和过去之间构建某种理想的承续关系，以度过时代冲击的震荡，为自己的灵魂和民族的命运定立方位。当然，二说的社会背景大不相同，视角也颇有歧异，从而立论遂扬镳分道，但其对于自己所属文化的挚爱和信心，或他们在文化认同上，却几乎难分轩轾。
因此，第二，毫不奇怪，二者都以儒家思想为母体，由之引出一个原则，来说明整个中国文化的属性。这样做法也确有它的道理，因为无论就先后还是就主从说，儒家思想在全部中国文化中，都占据着无比优越的地位，其施于其他各家和整个民族文化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儒家思想的某种心态，因此规定了整个中国文化的特质，是完全可能的。仅管二说已有见仁见智之不同，但它们全都认准了以原始儒家思想作为主要出发点，则是可以信赖的。
当然，如果有人埋怨两家很少理会非儒思想在中国文化特质之形成中留下作用，特别像道家那样深邃且曾煊赫而绵延的思想，这种埋怨也不无道理。
第三，“忧”“乐”二说都强调中国文化之非宗教性，并以各自的方式证明它的人文性。“忧”说区分恐怖意识与忧患意识在心理上的不同，证明二者分别造就了国外的否定人生的种种宗教与中国的肯定人生的人文文化；“乐”说则从实用理性与思辨理性以及反理性的区别着手，证明中国人较少去空想地追求精神天国，虽幻想成仙或求神拜佛，都还只是为了现实地保持或追求世间的幸福与快乐。当然否认中国文化为宗教不等于否认它具有超越的理念或超越的境界，二说都极力证明这种超越的存在。“忧”说认为，天命或天道是超越的， 天降命于人或天道贯注于人身时，又内在于人而成为人性，使人有道德属性。人通过基于忧患意识而起的道德实践即尽人之性，便可以领悟到天命或天道的存在，体验到道德自我（不同于生理的、心理的乃至思考的自我）的存在，而到达超越的境界。这便是性与天命的贯通，天与人的合一。与这种降命和尽性不同，“乐”说更重视审美的直 觉。它认为，超越、无限之类不在别处，即在当下的现实和人际关系之中，在“工商耕稼”“伦常日用”之中，甚至就是“伦常日用”本身。这种“即实在处得超越，在人世间获道体”的禅意甚浓的办法，说白了， 就是“在人生快乐中求得超越”，对人生抱现实而乐观的态度。而由于宇宙本体也被认定为乐的（“生生”“天行健”），于是乐观的人生态度也即是主观心理上的天人合一。在追求天人合一上，“忧”“乐”二说又殊途同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