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梦

　　我是个天性散漫的人，从上学、工作到进入投资市场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不太愿意受过多的约束，也讨厌那些让人规规矩矩的条条框框。年轻、单纯和有些自以为是的人，本质上都对人生持有一种理想的浪漫主义态度。那时候的我也一样，显然认为一个人可以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独来独往，像英国作家笛福笔下的鲁滨逊那样，过一种与世隔绝的自由生活。对于我年轻时那种不加克制的言语习惯和个性特征，一位前辈曾经善意地警告我说，你不能去做飞行员，如果你开着飞机到了国境边上，可能会因为好奇、随心所欲，不知深浅地跑到国外去转一圈才回来，由此而闯下大祸。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性格有什么不妥。大学期间，我本来学的是理工科，因为受一位同学的影响，开始痴迷于玄虚而又充满魅力的哲学和美学。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李泽厚先生是许多青年学子的偶像，他写的《美的历程》风靡大学校园，也让我对中国古代哲学、文学、艺术史有了强烈的兴趣。我不但对《美的历程》爱不释手，而且找来了他的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等书，一遍又一遍反复阅读。在那个充满激情、幻想和期待的启蒙年代，这些书就像久旱之甘霖，给我这个刚刚从偏远、闭塞的乡村走进城市文明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震撼，让我受到了深刻的启迪和洗礼。因为李先生的书和同学的影响，大学二年级，我决定放弃理工科，改学哲学。在刚刚脱离十年文革的非理性宗教狂热、人们的思想逐渐开始走向务实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举动完全是离经叛道和令人难以接受的。包括我家人在内的很多人坚决反对我的选择，觉得我放弃自己的正业，去学声名很不好的哲学，简直荒唐透顶。这一次事件中，我把自己性格中不顾一切、固执己见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后，终于如愿以偿，我走上了自己喜欢的哲学之路。在中外哲学史中，我无意中发现，无论是古希腊还是中国古代，都有这样一些知识分子：不拘小节、自由旷达、蔑视礼教。中国哲学史还用一个专门的词汇——魏晋风度，来形容古代某些士大夫这种令人神往的精神气质和个性风采。我仿佛为自己的言行找到了哲学根据，对自己天马行空、一意孤行的行为举止更加不以为忤。人生就像一个怪圈。有些年轻时候认为无足轻重的问题，年龄大了以后可能觉得很重要，比如说一个人的修养、个性、习惯等；有些年轻时候认为很有意义的事情，以后看来往往并没有当初想象得那么有价值，比如说年轻时某种特别的兴趣、爱好等等。就我的性格而言，有时候反省，我似乎不知不觉地在走一条和自己年轻时候志趣完全背道而驰的路。待人、接物、做事的态度逐渐从原来的漫不经心、孤傲、激进变得相对严谨、稳健、保守，而这一切以前我是很瞧不起的，觉得这种生活拘谨无趣，一点意思也没有。一个人年轻时候桀骜不驯，到了不惑之年逐渐变得循规蹈矩，可能是大多数人的必由之路，也可能是人生的某种必然吧。就我而言，这种个性上的巨大改变，一方面固然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人的年龄、阅历增加的缘故，就像鲁迅先生说的，一个人撞墙次数多了，自然鼻子就会变矮。更为直接的原因则是，1993年初，我进入了股票市场；1994年，我又误入国内期货市场。十多年股票、期货的投资生涯中，我原来的个性习惯、行为方式暴露出巨大的弱点，并因此身受其害。市场这个严厉的监工头一次一次狠狠的折磨，把我教训得鼻青脸肿，迫使我不得不在缺乏别人监督的环境里开始痛苦的自我约束。投机大师索罗斯曾经说过一句很贴切的话，“你不可能随心所欲，又在市场中有良好的表现。”为了成功地投资，我在研究市场、理解市场的同时，被迫开始深入地自我了解，自我超越，把原来的我杀死，在炼狱中重生。1985年，我从东南沿海的一个偏僻乡村考入了北方交通大学，1992年，获得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硕士学位。毕业时，本来被分配到北京的一所大学当老师。因为校园里呆得太久，很想体验一种新的生活，我想尽办法挣脱了“教书匠”的命运，自己找了一份工作。人的命运可以自己选择吗？可以，你可以走你愿意走的路。但是，一旦你上了路，回头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人生的许多事情无法重来一次。如果当初我老老实实地做一个大学教师，现在我的生活会是怎样呢？我的导师是中国哲学界颇有名望的学者，我可能会在他的提携下，走在一条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做一个哲学领域的教授、学者。我的同学早已当上了哲学教授、研究员，有的还带了硕士生、博士生。估计我的情况和他们差不多，可能也是这个样子。其实，这样的人生也是不错的，稳健、安定、平淡却踏踏实实。但是，现在呢？我过的却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和大学教授有着天壤之别。说得好听点，我是股票、期货市场中的专业投资家、投机家，本质上其实更类似于职业赌徒。唯一聊以自慰的也许是，因为我在股票、期货市场中比大多数参与者多吃了一些苦头，多交了一些学费，所以对自己所干事情的性质可能也比一般人了解得透彻一点，算是一个比较明智的赌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