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蒂作品集:获救之舌

我幼年时期的回忆 我幼年时期的回忆淹没于一片红色之中。一位姑娘抱着我走出家门，我面前的地板是红色的，从左边走下去的楼梯也是红色的。我们家对面，一扇门打开了，一个男人笑眯眯地走出来，他友好地向我走来。他走到我的身旁，站立着对我说：“伸出舌头来！”我把舌头伸出来，他把手伸进他的衣袋，取出一把折刀，把它打开，将刀口伸到贴近我的舌头的地方。他说道：“现在我们把他的舌头割下来。”我不敢将舌头缩回去，他靠拢得越来越近，他的刀口马上就要碰到我的舌头了，就在*后一瞬间，他将小刀抽回去，说：“今天先不割，明天才割。”他把小刀折好，塞进他的衣袋里。
每天早上我们走出家门来到红色的走廊里，对过的那扇门开了，那个笑眯眯的男人也出现了。我知道他要说什么，就等待着他发布伸舌头的命令。我知道他将会割掉我的舌头，一次比一次害怕。一天就是这样开始，这样的事情遇到过多次。
此事我铭记在心里，好久以后我才向母亲询问此事。从地板和楼梯都是红色的这点看来，她断定是卡罗维发利城那所供膳宿的公寓，在那里她和父亲与我一起度过了一九〇七年的夏天。为了照管我这个两岁的幼儿，父母从保加利亚带来了一个小保姆，她还不满十五岁。她惯于一清早就抱着孩子外出，她只说保加利亚语，却在热闹的卡罗维发利处处都认识路，并且总是准时带孩子回来。有一次，有人看见她跟一位不熟悉的年轻男子在街上走着，关于他的情况，她一无所知，可谓偶然相识。几个星期以后终于弄清了，原来这个年轻男子住在我们正对面的房间，在走廊的另一边。有时候，姑娘夜晚迅速走到他那里去。父母亲觉得自己对她负有责任，便马上送她回保加利亚去了。
他们俩——姑娘和那年轻男子，很早就离开公寓外出，他们起初必定是这样会面的，他们相好也必定是这样开始的。小刀的恐吓产生了它的作用，小孩为此沉默了十年。 日内瓦湖畔学德语
去维也纳的真正原因，就是我要学习德语。我已八岁了，应该在维也纳上小学，按照我的年龄在那里上三年级，但因为不懂德语，人家可能不接受我进入这样的年级。对母亲来说，这样的想法是不堪忍受的，因此她决定在*短时间内教会我德语。
来到洛桑不久，我们去一家书店，母亲探询英德语法，拿到了人家递给她的**本书，火速领我回家开始上课。我该怎样叙述她的授课方式才能令人信服呢？想起她的授课，我本人也总是无法相信。
我们坐在餐室里的大桌旁，我坐在狭窄的一面，可以眺望湖水和帆船。母亲坐在我左边的桌角处，手持教科书，但我无法看到里面的内容，她拿着的书总是离我很远。“你确实用不着它。”她说道，“反正你什么也还不懂。”我不同意她提出的这个理由，觉得她不给我书看就仿佛保守一个秘密一样。她给我念一句德语，就让我跟着念，由于她不满我的发音，我就把句子反复念多遍，直到她觉得过得去为止。反反复复地念是常有的事，因为她讥笑我的发音，而我不堪忍受她的嘲弄，就下了功夫，很快纠正了发音。掌握正确的读音后她才把句子的英文意思告诉我，可是她从不复述自己的话，我得马上永远地记住。教完一句后迅即转到第二句，程序相同，只要我会发音了，她就翻译句子，发号施令地注视我，要我把它记住，紧接着就学下一句。我不知道她头一课指望我学会多少句子，我担心一次教得过多。她让我走了，说道：“你单独复习所学的。你一句话都不能忘记，一句都不行！明天我们继续学习。”她保留着这本教科书，我无可奈何，束手无策。
我得不到帮助，布雷小姐只说英语，而课外时间母亲又不给我念句子。第二天我又坐到原来的地方，面对敞开的窗子、湖和帆船。她又提出头一天学的句子，让我复述，并查问我句子的意思。我的倒霉大概就是从我记住了句子的意思起，她表示满意：“依我看，这样行！”但是灾难接踵而来，我什么也不再知道了，除了头一句话，其余的全忘记了。我复述所学的句子，母亲满怀希望地注视着我，我结结巴巴地说，随后就哑口无言了。继续复述其他一些句子，情形也如此，母亲怒不可遏，说道：“你既然能记住头一句话，其他句子你也能记住。可你不想记，你想待在洛桑，我让你单独一人在洛桑留下来，我乘车去维也纳，把布雷小姐和小家伙们也带去，你可以单独待在洛桑！”
我想，我害怕她的讥讽更甚于她的这番指责，因为她在特别急躁不安时就在头上拍手并喊叫道：“我有个白痴儿子！我不知道我有个白痴儿子！”或者：“你的父亲毕竟也学会了德语，他会怎么说你呢！”
我陷入可怕的绝望之中。为了掩盖我的绝望表情，我朝着帆船看去，希望从它们那里获得援助，其实它们无法援助我。随后发生的新情况，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理解，我学习时专心致志，学会并马上记住各个句子的意思。如果我学会了四个句子中的三句，她并不夸奖我，而是希望我每次把全部句子都记住。由于这永远实现不了，这几个星期里她没有一次称赞我，让我离开时总是板着脸，很不满意的样子。
我生活在对讥讽的恐惧之中。白天，我复习句子，在同家庭女教师散步时，沉默寡言，闷闷不乐，再也感觉不到和风，听不到音乐，脑子里总是充满了德语句子及其英语意思。一有时机，我就躲到一边，独自高声朗读句子。练习中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我同样着迷地像练会正确句子那样练熟一个曾经读错的字句。我没有可供检查的书，母亲顽固地、冷酷无情地拒绝把书给我，虽然她知道我喜爱书籍，并且有一本书我的学习会轻松得多，但她认为，学习上丝毫不可轻松，书籍对学习语言不利，必须口头学习语言，只有懂得了一点语言，书才无害。她没有注意到我忧虑得吃不下饭，我生活在恐怖的统治之中，而她认为这种统治是一种教授方法。
某些天，除一两句外，我记住了全部句子及其意义，于是我试图在她脸上寻找到满意的表示，但我从来也没有找到。不过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她没有再嘲弄我。有时候，情况不太妙，我害怕得发抖，等待她骂我是白痴——白痴也是她生的，这样的讥讽对我的打击*沉重，只要一讥讽我是白痴，我就被毁掉了，只有在她用父亲所说过的话来教育我时，她才抵消了自己的影响。父亲对我的好感安慰了我，我从未听见他说一句不友好的话，不管我对他说什么，他都高兴，随我的便。
我几乎不再对小弟弟们说话，而是像母亲那样粗暴地打发他们走开。布雷小姐的宠儿是年纪*小的格奥尔格，但我们三兄弟她都很喜欢，她察觉到我处于怎样危险的境地，在突然发现我练习了全部德语句子时，她不高兴了，说现在够了，我该停止练习了，对我这样年龄的男孩来说，我知道的东西本来就太多，她还从未学过另一门外语，生活也过得很不错。她说世界各地都有人懂英语。她的同情令我愉快，但她的话的内容对我没有什么意义，把我拘禁在催眠状态之中的是母亲，能把我从中解救出来的也只有她本人。
我偷听布雷小姐跟母亲的谈话，布雷小姐说：“小家伙很悲伤，夫人把他看做是白痴。”“他就是白痴嘛！”母亲这样答道，“不然我就不会这样说他！”母亲的话非常辛辣，对我来说，一切都取决于这番话了。我想起我那住在帕拉迪诺路的表姐妹埃尔西，她智力迟钝，不能正确说话，成年人曾遗憾地这样谈论她：“她仍将是个白痴。”
布雷小姐必定有一颗善良的、坚韧不拔的心，因为*终是她挽救了我。一天下午，我们刚刚坐下上课，母亲忽然说道：“布雷小姐说，你想要读德国文学，真的吗？”也许我这样说过，也许她自己有这个想法。由于母亲说话时看着她手中拿着的那本书，我马上抓住时机，说道：“是的，我想读。我在维也纳上学时将需要这本书。”就这样我终于得到了这本书，为了从中学习有棱角的字母。母亲根本没有耐心教我字母，她放弃了自己的原则，我为此得到了这本书。
令人*不舒服的烦恼大概延续了一个月就过去了。“只供你学字体用。”母亲把书交给我时说，“平常，我们继续口头练习句子。”她无法阻止我查阅句子，我已向她学到了许多东西，这与那种她给我朗读句子时采用的坚决的强迫方式有点关系。凡是新的东西，我一如既往，继续向她学习，凡是我从她那里听到的，后来我都可以借助阅读加以巩固，并因此经得起她考问，她无法再说我是“白痴”，为此她本人也感到轻松愉快。事后她讲，她曾非常为我担心，也许我是这个分支多而广的家族中唯一的一个不擅于学习语言的人。现在她完全改变了对我的看法，这天下午我们过得真愉快。以后，甚至出现了这样的事：我使她惊得目瞪口呆，有时她脱口说出夸奖的话：“你毕竟是我的儿子。”
接着一个非凡的时期开始了。在上课之外母亲开始跟我说德语，我觉察到，我使她又感到亲近了，就像父亲死后那几个星期一样。后来我才明白，她以讥讽和折磨人的方式教我德语，不仅是为了我的缘故，她本人也急切需要同我说德语，它是吐露衷情的语言。她在二十七岁时失去了说这种语言的伴侣，这时她生活中的可怕创伤*敏感地表现在：她用德语跟父亲的谈情说爱沉寂下来了，他们的婚姻本来是在这种语言中进行的。她手足无措，觉得没有他自己也完了，因此她竭力想尽快以我取代他的位置。她对我寄予厚望，当我在她的计划开始时威胁着拒绝执行的时候，她难以忍受，这样她就强迫我在*短时间内做出超越每个孩子能力的成绩，而她的成功表明，她的深刻个性决定了我的德语。对我来说，德语是一种在忍受着痛苦的情况下较晚地培植的母语。痛苦过去了，随即而来的是一个幸福的时期，幸福使我同这种语言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必定很早就培养了我对写作的爱好，因为我为了学会书写的缘故而得到了母亲那本书，而我突然向好的方面转变恰恰是以我学习德文字母开始的。母亲决不容忍我放弃其他语言，对她来说，教育是以她懂得各种语言的文学为内容的，而我们的爱情——是怎样的爱情呢！——的语言就是德语。
她单独带我去洛桑的朋友和亲戚处做客，我所记得的两次访问都同她作为年轻寡妇的处境有关，这不足为奇。她的一位兄弟早在我们迁往曼彻斯特之前就已去世，他的遗孀林达和他们的两个孩子现在生活在洛桑，母亲在洛桑停留也有可能是为了她的缘故。母亲被邀请到她那里去吃饭，我也被带去了，理由是：林达舅母在维也纳出生和长大，说一口特别流利的德语。母亲说我的水平足以表达我所掌握的知识，我欣然同意，渴望永远磨灭遭受讥讽的一切痕迹。我非常激动，头一天夜里无法入睡，同自己进行了长时间的德语会话，会话都以胜利结束。到了去做客时，母亲向我解释说，一位每天来舅母家吃饭的先生将要出席，他叫科蒂尔先生，是一位年纪不轻、名声显赫、值得尊敬的官员。我询问道，他是否就是舅母的丈夫，母亲迟疑不决地、有点心不在焉地答道：“也许有朝一日是。现在舅母还想着她的两个孩子，虽然结婚是对她的一个巨大支援，但她不想因为匆忙结婚而伤害他们。”我立刻预感到危险，说：“你有三个孩子，我就是你的支柱。”她咧嘴笑了。“你想到哪里去了。”她自豪地说，“我不像林达舅母。我没有科蒂尔先生。”
如此说来，德语根本不再是那么重要，我要经受双重的考验。科蒂尔先生是一位身材魁梧、肥胖、蓄着山羊胡、大腹便便的人，他觉得舅母家的饭很好吃，他说话慢慢腾腾，每句话都经过思考。他满心欢喜地看着母亲，他年纪大，我觉得他像孩子一样对待母亲，他只面向母亲，对舅母什么也不说。席间，舅母屡次三番往他的碟子里添菜，他装作没有看见的样子，继续从容不迫地吃。
“舅母真漂亮！”我在归途中热情地说。她皮肤黝黑，有一双很大的黑眼睛。“她散发出一股好闻的香气。”我还说，“她吻了我，她散发的香气比那位巴黎的舅母还好闻。”“断无此理。”母亲说道，“她有大鼻子，有大象般的粗腿，但是美味生爱情。”这话她在吃饭时已说过，一边说一边嘲笑地看看科蒂尔先生，现在她把这句话又重说一遍。我觉得奇怪，便问她是什么意思，她向我解释，说得非常冷酷无情：科蒂尔先生嗜吃，而舅母又擅长烹饪，因此他天天来。我问道，她是否因此而散发出好闻的香气。“那是她的香水。”母亲说，“她在自己身上总是洒很多香水，气味太浓。”我觉察到，母亲不赞成她的做法，虽然她过去同科蒂尔先生很友好，并逗他发笑，但她对他的评价仿佛也并不太高。
“谁也不会到我们家里吃饭。”我忽然说，似乎我已长大成人。母亲微笑着鼓励我说：“你不可以这样做，不是吗，你要注意。”
第二次做客是在阿夫塔利翁先生家，情况截然不同。在我母亲认识的所有从西班牙被逐的犹太人后裔中，他是*富有的。“他是一位百万富翁，”母亲说，“并且还年轻。”她针对我提出的问题保证说，他比萨洛蒙舅舅富有得多，这样他马上博得了我的好感。据说，他仪表堂堂，是一位优秀的舞蹈家，一位彬彬有礼的人，人人都竭力攀附他；他举止高尚，可以在宫廷中生活。“现在我们中再没有这样的人了。”母亲说道，“早先我们还在西班牙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接着她向我吐露真情，说阿夫塔利翁曾想娶她，但她当时已同我的父亲秘密订婚。“否则我也就嫁给他了。”她说。于是他很悲伤，许多年都不想娶老婆，不久前他才结了婚，现在同他的太太弗里达——一位著名的美人在洛桑旅行结婚，他住在*高雅的旅馆里，我们将在那里拜访他。
我对他感兴趣，因为母亲使他凌驾于萨洛蒙舅舅之上，我非常讨厌这位舅舅，以致阿夫塔利翁先生的求婚没有给我留下特别的印象。我渴望见到他，仅仅是为了看看那个“拿破仑”在他面前如何相形见绌。“真可惜，”我说，“萨洛蒙舅舅没有一起来。”“他在英国，”母亲说，“他根本无法来。”“要是他也来，就会见到一个真正的从西班牙被逐的犹太人后裔应该是什么样。”母亲对我憎恨她的哥哥一事并没有生气，虽然她佩服他的才能，却又同意我反对他。也许她懂得，我没有以他代替父亲做榜样对于我是多么重要，也许她把我这幼年时期无法理解的仇恨看作为“性格”，而在她看来，“性格”是高于一切的。
我们步入一家像宫殿似的旅馆，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房子，它好像叫“洛桑宫”。阿夫塔利翁先生居住在一排陈设豪华宽敞的房间里，我觉得自己好像是置身于《一千零一夜》里，我抱着鄙视的态度想起舅舅在帕拉迪诺路的房子，一年来那幢房子仍留给我那么深刻的印象。门开了，阿夫塔利翁先生露面了，他身穿一套深蓝色的西服，裹着白色的绑腿，笑容可掬地向母亲迎上去，吻她的手，“玛蒂尔德，你更加漂亮了。”他说道。母亲穿着丧服。“你有*漂亮的太太。”母亲对答如流，口齿伶俐。“她在哪里？弗里达不在这里吗？自从在维也纳学院之后我再没有见过她，我对我的儿子讲了她的许多情况，我把他带来了，因为他非见她不可。”“她马上就来，梳妆打扮还没有完全结束。布置得不大雅致，请你们俩将就一点。”其实，这里陈设十分讲究，令人舒畅，同宽敞的房间是相称的。阿夫塔利翁先生探询母亲的来意，专心致志地、总是笑眯眯地倾听着，并用美妙的话语表示同意母亲迁到维也纳来。“玛蒂尔德，你属于维也纳。”他说道，“这个城市喜爱你，你过去在维也纳总是*活泼、*漂亮。”听了他的话，我丝毫没有忌妒心，不忌妒他，不忌妒维也纳，我获悉从前我所不知道的和任何一部书都没有写到的事情：一座城市可能爱一个人。我喜欢这样的话。随后弗里达来了，我还从未见过一个如此漂亮的女人，她穿着鲜艳、华丽，把母亲当作一位侯爵夫人看待。她从一些花瓶搜集艳丽的玫瑰交给阿夫塔利翁先生，后者向母亲鞠躬致意，把花送给她。拜访的时间不太久，他们所说的我并没有全都听懂，他们变换着使用德语和法语交谈，我对这两门语言，特别是法语还没有那么精通。我觉得好像有某些我不该知道的事是用法语说的，平日我对成人们这样的秘密交谈感到恼火，然而这时我却被这位“拿破仑”的战胜者和他那非常美丽的太太吸引住了。
我们离开宫殿的时候，母亲有点迷惘。“当时我差点嫁给了他。”她说道，突然她看着我，又补充了一句使我吃惊的话：“那样世界上就根本没有你！”我走在她身旁，无法设想世界上没有我。“我毕竟是你的儿子嘛。”我不服气地说。母亲看着我，似乎后悔说出那样的话，因为她站立着，使劲地拥抱我，连同她拿着的玫瑰一起拥抱我，末了还夸奖了弗里达。我很高兴她也喜欢弗里达。我们后来谈起这次访问时，她说，当时她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离开的：我们在那里所见到的一切，阿夫塔利翁先生的全部财富，本应是属于她的，但令她感到奇怪的是，她对弗里达根本没有怀恨在心，对她丝毫不忌妒，如果对其他女人她也许就不会这样大度了。
我们在洛桑度过了三个月，有时候我想，影响如此之大的时期在我生活中不会再有了，每当我认真地考虑这个时期时，我就常常这样想。这大概是可能的，人生的每个时期都极端重要，都有丰富多彩的内容。在洛桑，我周围处处都讲法语，我顺带也学习这种语言，没有戏剧性的纠葛。在这里，在母亲的影响下，我发奋学习德语，这种在学习的忙乱中产生的热情，把我同德语和母亲联系起来。其实，两者是一回事，没有这两者，我此后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是不可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