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平到延安:1938年美联社记者镜头下的中国

**章 卢沟桥—南苑战役 （1937年7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此后，中日两国两军对峙，并进行谈判。日方提出无理要求，双方谈判未果。7月27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在中国华北地区采取“自卫”行动并向国民政府发出*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在7月28日以前撤离北平及周边地区。鉴于和平无望，驻守华北的第29军军长宋哲元拒绝了日军所有要求，急令部队集结于平津一带备战。7月28日8时，日军在香月清司司令官指挥下向中国军队发动总攻。日军主攻部队第20师团在飞机、火炮支援下，对驻守南苑的第29军特务旅、第38师114旅、骑兵第9师等部发起强攻。南苑守军在日军猛烈的攻击下，指挥失控，死伤惨重，被迫撤退。南苑兵营一片狼藉。此时位于丰台的日军，根据情报在大红门地区设伏，企图阻击由南苑向北平城内撤退的中国军队。28日下午4时，当南苑守军撤退到大红门一带时，不幸落入日军萱岛联队的伏击圈。在飞机的配合下，日军以机关枪、迫击炮等武器猛烈阻击，中国军队遭到重创，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不幸阵亡。 1937年7月，作为美联社特约记者的汉森，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后曾前往卢沟桥、南苑一带探访，其拍摄的照片真实记录了大战一触即发之际的紧张和战争的惨烈场面。 1937年7月28日，中日两军在南苑发生激战。29日，汉森骑车沿路一探究竟。映入眼帘的景象令人毛骨悚然。他回忆道： 我用一根树干当梯子，爬上了沙袋搭建的工事。往下一看，一堆中国人的尸体躺在路上，大片鲜血已经凝固，放眼望去一个日本士兵都见不到。我跳下去仔细观察，发现大多数遇难者都是村民。这堆尸体旁有个小男孩，从他扭曲的面孔能感觉到他生前经历的伤痛。紧张的心情慢慢平复后，我将自行车拖过掩体工事，缓缓向前骑行，一路的景象惨不忍睹：道路两旁躺着的数百匹死马、弹坑边被炸碎的肢体、路旁沟渠里腐烂肿胀的尸体。一小堆一小堆的中国军人遗体随处可见，他们的肠子从肚子里流出，树上尖厉的蝉鸣声与这些阵亡官兵痛苦的面孔相辅相成。 我拿着相机的手在发抖。突然，眼前似乎出现了一幅超现实主义的绘画，我的整个身体都战栗起来。前面的路上，一辆周边布满尸体的雪佛兰卡车像跷跷板一样前后晃动着，坐在前排的4名士兵就像歌剧院里打瞌睡的人，原来是车的两个前轮间有一匹马的头在扭动。估计这辆卡车遭遇伏击时撞上了一匹马。我试着轻轻呼唤那几个士兵，发现他们都死了。 不远处有辆被打成了筛子一样的轿车，车后座坐着两名中国军官，身体前倾。在约3英里*.　1英里约为1.6千米。 长的路上布满了未掩埋的尸体，还有弹药夹、手枪、手榴弹和大刀，看上去应该是中国军人撤退时为了轻装前进而丢弃的。 到达南苑兵营时，我没见到一个日本兵。这时，两名骑马的中国军官向我走来。其中一位会点法语，另外一位会点英语，我们可用于交流的词汇量只有50个左右，于是三个人磕磕巴巴地聊起来。“你是美国人吗？”“是的，先生。”“你为什么到这儿来？”此刻我想不出一个合适的词，于是用手向兵营方向指了指。“你想走过去呀？”我有点紧张地笑了笑，用中文回答“对了”。那位讲英文的军官为了解除我的紧张情绪，像父亲告诫儿子似的对我说：“这里很危险。”可以感觉到他虽然对我很友好，但对我来此的目的有些怀疑。我点头回应：“非常危险。你，军人。我，记者。我们都会前往危险的地区。”这位军官微笑着将我的话翻译给他的同伴听，随后，他俩在马上坐正，戏谑地向我行了个军礼便离开了。 南苑兵营曾经有3000名军人驻守，昨天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之下他们已撤回北平。我穿过这座沉睡的兵营，发现四处都散落着牙刷、鞋子、肮脏的袜子、香烟、女友的照片等，总之是普通士兵拥有的一切。上千匹战马围绕着军营在奔跑，应该是昨天的炮击声让它们受惊了。有几匹马向我走来，用鼻子拱着我的自行车车把，然而我没有东西喂它们。中国军队的野炮随处可见，炮弹只用了一半。一名死去的机关枪手躺在机枪旁，手中还握着子弹带。到了下午，尸体腐烂的味道弥漫了整个院落。 此时，我往国内（美国）发送新闻稿的时间已经有点晚了。一阵饥饿感袭来，我赶紧骑车返回北平，准备报道“由于军阀宋哲元的愚蠢，1000名官兵付出了代价”。 （编译自1939年汉森回忆录Humane Endeavour：The Story of the China War ——《中国抗战纪事） 第四章 西安—延安 （1938 年 8—9 月） 1938年8月17日，汉森随卫立煌的秘书到达西安，在此逗留了3个星期。西安给汉森留下了奇怪的感觉，即“备战的疯狂”和“事不关己的冷漠”同时存在于在这座城市。这期间，汉森采访了国共双方的一些官员，其中包括陕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蒋鼎文。蒋谈到中日战事时说：“日军要占领西安必须付出鲜血与黄金的巨大代价。” 1938年9月13日凌晨，汉森与100多名乘客分乘数辆装满棉包的卡车驶离西安前往延安，乘客中包括彭德怀与邓小平。彭德怀在整个3天的行程中，寡言少语。而个头矮小，34岁的邓小平在汉森看来活泼得像个少年，“他总是**个爬上卡车顶部，伸手拉拽下面的人，中途停车，他也是**个跳下车”。行前，汉森拜访了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林告诉汉森，外国记者访问延安应遵循以下规定：需乘卡车旅行；需自带被褥；陕甘宁边区政府会提供运输、住宿和用餐；同时在延安指派口译员安排采访，并决定何时何地允许拍照。 在延安期间，汉森见到了毛泽东、朱德、林彪等人并访问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 1938 年 8 月 17 日，汉森一行在卫立煌的安排下到达西安。 西安城此时像一座忙碌的军事化城市。车站月台上到处是来去匆匆、运送军需品的军人；四处可见拿着闪亮刺刀的军人在站岗和检查；大街小巷和空地上回荡着新兵走正步的声音和“一、二、三、四”的口号声。墙上贴满了抗日海报，其中一张是蒋介石一手拿枪，一手拿剑，正带领中国人穿越战场。小孩们在街角唱爱国歌曲，不少商铺在销售军需品，如徽章、水壶、背包、绑腿等。城墙的阴影下有成千上万面目憔悴的难民。它让我想起了赛珍珠的小说《大地》。 在西安招待所，特别是在餐厅里，我看到不少脑满肠肥的中央军军官。他们大多二三十岁，身着精美的制服，脚穿亮锃锃的皮靴，腰配闪闪发光的宝剑。在豪华的盛宴上，他们一边喝着2.4美元一瓶的啤酒一边与妓女调情。与此同时，八路军及其游击队正在山西、河北为抗战做出重大牺牲。此情此景使我对中央军的奢华感到极其厌恶，在我眼里，中国还没有被战争彻底唤醒。中央政府花巨资给这些军官发放高薪，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投降日本的中国军人寥寥无几。 我们到达西安后，不到2个小时，朱德总司令就派人来接布朗，不到4小时，他又派人来接我。我只跟他待了1个小时，时间太短，没有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他非常友善，像一位戴眼镜、说话缓慢的学校老师。朱德只有52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老。我很难想象他如何在一个又一个战场间穿梭。 9月13日，我离开西安去延安。此时，中共中央即将在延安召开高层军政会议。我们的卡车上有28人：除我以外有5名官员，其中包括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等，11名警卫和11名学生。幸运的是，同车有一位是《新华日报》的编辑，他能讲英语，曾在莫斯科接受教育，内战期间在监狱蹲了4年，他信息来源很广。 同行的还有十几辆卡车（美国车：雪佛兰、道奇和国际牌）。车上大部分是奔赴延安抗大的学生，车里堆满了行李和物资。这些美国车虽然不是很旧，但由于使用频率太高，沿途经常抛锚，不得不停下来修理。跑一趟延安，每辆车需要50加仑的汽油，约300美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延安的补给那么昂贵。通常学生单程去延安的车票是12美元，回西安是3美元。 （编译自“汉森日记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