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印学论丛

《印说》提要 原古** 本章回顾了篆书产生和玺印的历史，指出历代对篆学的重视。列举了伏羲作龙书、神龙作穗书、黄帝作云书、仓颉作古文书、尧作龟书；禹作钟鼎书等记载，又对大篆以下的各种书体作说明，如仓颉作大篆书、秦代李斯、胡毋敬辈作小篆书、程邈作秦隶书、王次仲始作八分书；贾鲂《三仓》、蔡邕《石经》作汉隶书、钟繇、王羲之变古隶而作今隶书。虽书有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隶书、章草、行草、飞白、草书等十体，然而 “书始愈妙愈失其初，然六经原仍古文之旧” ，也指出了撰本章的原由。 印章*初称作玺。秦以前民皆佩绶，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秦汉之际，始以玺印并称，并且不同地位的人用玺、用印有了明确的区分。秦代天子称玺，群臣及庶民只可称印。汉代除天子称玺外，皇后及诸侯王亦称玺，群臣则又有等级区分，或称章，或称印。玺、章、印都是古代作为权力的象征和昭明信用的凭证，在秦、汉时期为“佩服之章”。玺印作为不同身份的凭信工具，在汉代已经被广泛使用，也达到了相当高的工艺水平和艺术水平。汉白文在唐代改为朱文，古法渐废，宋元时期更加衰落。从而，得出“代有兴废”、“人有工拙”、“法有今古”的结论。本章*后以三皇、五帝、五伯、七雄来比拟大小篆，又以汉代六经古文于孔壁、司马迁作《史记》欲藏名山以传来说明古人珍爱古文篆书。 证今第二 本章对明代官印和用印内容的发展作了介绍。列举了明代官印中的玉箸文、柳叶篆文、九叠文等文字的使用和印章的形制、材料、用途、品阶，指出其使用的“定式”。还对明代所赐外国印章的形制、样式作了介绍。还特别讨论了士大夫用印的特点，“篆文俱尚玉箸，长、短、阔、狭、大、小，惟所欲为”。材料上没有明确的品秩限制，名称多沿袭古官名。 本章介绍明代文人用印内容时指出“或取《山海经》，或取《尔雅》，或取《老》、《庄》，或取《骚》，或取禅，或取秦汉以来诸稍僻书。理学大儒，则取裨风教者，或《周易》，或《诗》、《书》，或孔、孟，甚或宋人讲学语。”足以说明“印虽小器，亦各言其志”。还进一步指出“官印从时，自制印从古”的特征，“从时，故施之奏牍移文；从古，故施之古器书画。” 本章特别提出“今”之印章胜秦、汉印章的原因：“当时未有俗体，篆，家喻而户晓之。所以独胜；后来户户临池，家家染练，真、草诸体，各擅珠玑，古篆一脉竟同灰烬”。明代印章包括官印和文人印章都有了充分的发展，作者指出“反本穷原，事在今日”，也是对明代印章在形制、材质、内容上等从实用发展为文人艺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正名第三 本章着重阐述了私印名称的来历；印谱的出现与普及，古印的意义。作者列举了古代文献，指出“图书”、“印”之间的联系，又对“印”、“私印”的名称来源作出解释，提出“篆刻字，亦有迹，合于物上可见，故呼篆刻字为印。”关于印谱的发展，本章作了阐述。用朱砂印泥拓秦汉印的集古印谱，宋元时期即已出现。但为数极少，世人罕见，多数集古印谱用勾摹的方法集成。明正德六年（1511），苏州沈津以家藏十种古图谱刻成《欣赏编》十卷，《印章图谱》为其一。沈润卿所刻《印章图谱》汇集了宋人王厚之（字顺伯）摹辑的《汉晋印章图谱》、元人吴睿（字孟思）和他自己所摹录的古印，是*早出现的木刻本集古印谱。由于木刻本印谱可以大量刷印，能够充分满足社会对古代印章欣赏和借鉴的需求，有效地推动了篆刻艺术的普及和繁荣。隆庆六年（1572）顾从德《集古印谱》的出现，对明代印壇产生了极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后顾从德辑《集古印谱》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并将宋元时期赵孟頫、王顺伯、杨遵、吴睿诸谱所摹古印合并辑入，付诸雕板，于万历三年（1575）刻成新谱，王穉登为定名《印薮》。《印薮》收古印四千馀方，比《集古印谱》多出一倍，且大量印行，艳播一时，如周应愿所说“购集既广，校科亦精”。 在本章中提到“吴中二三好事家，无不知有汉印”，正是说明了集古印谱对印人的创作的影响，无不得益于这些印谱的借鉴，汉印已成为不同流派，不同师承的印人所共同取法的不祧之祖。又以历代名人的事例，强调“古图书”的意义。 成文第四 本章阐述了对印章中阳文、阴文的认识和文人印文的内容，保存了明代初中期文人用印的珍贵史料。 作者在本章中提出了关于阳文、阴文有价值的审美观念，如“阳文，文贵清轻；阴文，文贵重浊。重非重滞，浊非汙浊。方正平直，无纤无巧，无悬无剩，转运活而布置密，乃为上乘”。这种“清轻”、“重浊”和“方正平直”“转运活”、“布置密”的描述，十分准确地概括了印章创作中刀法、章法和篆法的密切配合和运用，有着重要的价值。 本章对吴门地区文人篆刻作了评述，还记录了当时擅篆书嗜印章的文人和替人刻印的能工巧匠的活动情况。文彭在当时有极高的声誉，开文人亲自操刀刻印之先河，文彭的巨大影响和众多追随者的成就造成流派印学的形成，成为印史上公认的明清流派篆刻的开创者。周应愿说文彭“间篆印，兴到或手镌之，却多白文。惟寿承朱文印是其亲笔，不衫不履，自尔非常”，指出了文彭刻印的基本风格是“不衫不履”。文彭篆刻的基本风格是儒雅纯正，平和沉着，不尚新奇怪异。他的白文印，沿着追纵秦汉的路子，能代表其作品*高成就的，是“文彭之印”这类篆法纯正、线条雅洁、结体端庄、情趣淹雅、风格典丽的朱文印。 研究明代中期走向繁荣的篆刻艺术，还应充分注意到与文彭同时期的印人的艺术成就和同期文人的用印情况。在本章中，周应愿还列举了徐霖、祝允明、王宠、唐寅、杨慎、许初、陈淳、周天球、王稺登、张凤翼、张献翼、莫是龙等著名文人的用印情况。又列举了王元微、王少微、许仍野、詹正叔等善刻印者，足见当时文人和刻工多有合作或文人自己完成，风气极盛。 可见，文人刻印、用印已成为一种相当普通的风尚。与过去的刻印工匠相比，文人对篆刻有了更多文化艺术层面上的认知和感悟。篆刻艺术成为文人寄情的新方式，与文彭同时或后起的名家辈出，流派纷呈。周应愿还提到王少微与其父王元微都是当时吴中刻印高手，称他们所刻的印，“遇其得意，不让秦汉印章”，可见“秦汉印章”在当时文人心目中就是追摹的对象。明代文人篆刻的繁荣，使篆刻艺术真正成为一种与书法、绘画并立的东方艺术门类，对后世篆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本章还记录了周应愿曾祖父、祖父、父亲以及周应愿兄弟三人用印的情况，对于研究周应愿家世和生平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自己擅篆刻，“白文印十之七，朱文印十之三”，并说明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