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士人危素研究

　　《元末士人危素研究》：　　（四）任职中书左丞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文献中记载危素还曾任中书左丞，但此事并未被写入《元史》本纪、宰相年表以及宋濂的《危公新墓碑铭》《明史·危素传》。前人的研究也忽略了这一细节，因此有必要再对危素任中书左丞一事做些考订。戴良《元故冲玄处士罗君墓志铭》日：“至正癸卯十一月辛丑，冲玄处士四明罗君卒，年八十。后二年十一月丙午，葬于乡之鸣鹤山。既葬，其子康乞余铭其墓，余以不敏让，而康之请益力，日：'无铭是无诸孤也。'乃为退考中书左丞危公素所为旌门记。”①戴良《觉智圆明述禅师传》又云：“翰林待制柳公道传、黄文献公晋卿、中书左丞危公太朴、著作佐郎李公季和，尤号知己。”②尤其是宋濂《净慈禅师竹庵渭公白塔碑铭》明确说道：“初科**人张公起岩来为中丞，尤号*厚，翰林承旨张公翥、中书左丞危公素，时尚布衣，亦往来乎其中。”③以上皆称危素为中书左丞而非岭北左丞；还有许多后世文献更是直接呼以“危左丞”，盖言其地位之崇。按照魏青的研究，戴良作《元故冲玄处士罗君墓志铭》在至正二十七年，时戴良由大都南归，文称危素“中书左丞”，距其所处之时空位置较近，故可信度较高；而戴良所作《觉智圆明述禅师传》及宋濂《白塔碑铭》成文时间较晚，分别在洪武六年（1373）、十年以后写成。　　至于危素究竟是否担任过中书左丞，在缺乏坚实材料的前提下，只能从两个方面加以推测。　　如果危素没有做过中书左丞，那么也就是戴良、宋濂弄错了，戴良虽然很早就与危素相识，但危素任岭北左丞时，他尚在张士诚处为官，南北音信杳无，很难说戴良即刻便得知了危素的官职变动，或许他只听说了危素官任左丞，却不清楚是岭北左丞还是中书左丞；宋濂也是如此，之前曾提到他在《陶府君墓志铭跋尾》一文中混淆了危素前后任职的经历，至正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宋濂已归附于朱元璋麾下，所以他有可能不清楚危素官职的实际情况。　　若危素果真做过中书左丞，那么首先应当明确其供职年限。危素出官和林，是受到孛罗帖木儿对皇太子党排挤的影响，而在此之前危素的政治履历是没有任何疑窦的，所以他官任中书左丞只可能在其从岭北辞官以后。至正二十五年孛罗帖木儿卒后，顺帝令皇太子还朝，父子之间达成了暂时的和解，此事成为一个契机，一批汉人官员得到重用，如陈敬伯、李国凤等人先后升为中书左、右丞甚至平章政事，危素也得到“将相重臣皆以书请”的待遇，只不过其子所呈写的行状称其“不听”，但既然已表明自己不愿再仕朝堂的态度，为何却还在明军攻人大都的前一天应允征召重返翰林任官，岂非前后自相矛盾？所以这里危从如此书写，很可能是想抹掉危素曾官至元中书左丞的事实，以至于《元史》宰相年表、《明史·危素传》皆没有记载该事。否则宋濂既然已在《危公新墓碑铭》中说明危素官至岭北左丞，却又在稍晚所撰的《净慈禅师竹庵渭公白塔碑铭》中称其为中书左丞，很显然前一篇文章受到了危从行状的影响，后一篇中的称呼才是宋濂对危素真实官衔的记录。再者，若危素曾任元中书左丞一事属实，那么可以说它是使危素后来的政治生活发生急剧改变的重要因素，将使人们重新审视这段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