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方志中的霍邱古城

北宋“霍漂”韩仲孚先生 霍邱好，风景旧曾谙。 要说霍邱风景有多好，多么令人流连忘返，除了听霍邱人自说自话之外，恐怕还要听听外地朋友甚至是古人的意见。 北宋政和三年（1113），六十四岁的“外地人”韩仲孚病逝霍邱，长眠斯土。若干年前，他云游江淮，爱上霍邱这片迷人的土地，决计在此安身立命，直至终老。明代正德年间，有百姓掘得韩仲孚的墓志铭，后人遂有机会了解这位沉睡千年的“霍漂”名士。 韩仲孚名潭，仲孚乃其字也，定陶（今属山东菏泽市）人。其曾祖韩浚，赠大理寺丞；祖父韩道，官至殿中丞；父韩辑，不仕。 韩仲孚墓志铭之所以特殊，是因为碑文乃为其自撰。他在碑文末尾说： 尝观唐人白乐天、杜牧之将启手足，皆自铭其墓，愚斯人之不及也，姑叙平生，以贻后世。 文中列举的两位唐人，其墓志铭的撰写都很有故事。白居易的墓志铭可以适当回溯，从杜甫和元稹说起：杜甫的墓志铭《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出自元稹之手，但元稹并未见过杜甫，执笔是受了杜甫之孙杜嗣业的恳托。这篇著名的墓志铭可谓杜、元二人关乎诗学的隔世对话，其中元稹对杜诗“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的风格凝练，以及将“李杜”并称又毫不掩饰地褒杜抑李的个性品评，把杜诗的历史地位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元稹的墓志铭《唐故武昌军节度处置等使正议大夫检校户部尚书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尚书右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铭》为白居易所撰，白在《修香山寺记》中说，元稹临终之际，将作铭的重任托付予己，元稹死后，其家人又把“臧获（奴婢）、舆马、绫帛、银鞍、玉带”等价值“六七十万”的物品作为“润格”相赠，自己“念平生分，文不当辞，贽不当纳”，为其作铭。这两例反映出唐人对墓志铭的重视，反言之，墓志铭对于唐人特别是知识阶层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那么，白居易的墓志铭由谁来作？谁才有资格为用诗句化解“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的尴尬，凭借生花妙笔推动轰轰烈烈的新乐府运动，作品传唱大江南北，以至于“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的白乐天撰写墓志？这个问题颇费其思量，他先是自作墓志铭，也即《醉吟先生墓志铭》，此文虽被今人疑为伪作，但至少在北宋韩仲孚的印象中，这是白居易自己动笔写的。*终，他决定将“重任”交由李商隐，乃有传世的《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杜牧的墓志铭同样 出自自家手笔，他一改传统的近乎约定俗成的碑铭写法，用近一半篇幅描写他曾做过的关于死亡的梦，以及种种关于死亡的征兆，堪称奇文。 韩仲孚在墓志铭中说，他自撰墓志铭，当然不能和白、杜相提并论，仅仅是记述平生罢了——这是谦虚的说法。实际上，自铭犹如自画像，自己*明白自己的“神韵”究竟在哪儿。寥寥几笔，他便将一个潇洒自适、隐逸求真的“高士”形象呈现在后人眼前。 墓志首先谈及了自己的好学、博学，其文曰： 潭幼而颖悟，喜读书，日诵千言，既长，益坚燃膏继晷，浩然有凌云之志。六经诸子，历代史牒，无不研究，往往手自编录，至于阴阳卜筮，人伦医术，天文地理，然虽所长，率皆涉猎。 这段文字，一方面可见作者的学识渊博，另一方面，他焚膏继晷，通过苦读涵养“浩然之气”，激发“凌云之志”，体现了作者曾经积极用世的态度。及长，韩仲孚辞亲离乡，漫游梁、宋、陈、蔡，自颍渡淮，当踏上“寿州之霍邱”这片土地后，他“爱其淮水之盛，遂卜居焉”，这是作者对霍邱的*初印象——宽广浩瀚的淮水，令他心潮荡漾，于是决定驻足停歇。没想到这一停，就是一辈子。 汉末“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璨在《登楼赋》中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若非江南好，若非长安贵，谁愿如秋蓬般散落他乡？不过，当一切慢慢变得熟悉乃至习惯，他乡便是故乡，只是那客子的情愫往往会在特殊的时节被激发，就如同钱塘江潮，总是在中秋月明，照见万姓团圆的脉脉温情之后突然地喷珠溅玉，声势骇人。真正让韩仲孚静心思考人生归宿——生之栖息与死之长眠问题的，是其长子的早逝。 韩仲孚定居霍邱后，娶了当地姑娘高氏，而后育有两子四女。长子韩世隆，“有父行而早夭”。“父行”如何？接下来会细说。总之，韩仲孚痛失爱子，加之他的兄弟也多客死他乡，这就决定了不可能将故去的亲人，当然也包括将来的自己一一归葬故乡定陶。经过认真思考，他在“蓼城之间”择一吉地，埋葬了长子，又独自返回定陶，将其祖父母的尸骨接来霍邱安葬。 如果说青年时期的韩仲孚在漫游途中选择霍邱歇脚，是他面对悠悠淮水、粼粼波光所产生的虚幻又新奇的感性冲动，那么葬子于斯并回乡迁坟，则是他居霍多年，熟稔当地风物后所作出的审慎理性的抉择。 死生是人类的终点和起点，同时也是人生道途的难点和泪点。解决了“死”的问题，那么如何“生”也就豁然开朗了。几经斟酌，他在“松楸之外”，也就是其家族坟茔附近开辟了一片隙地，“盛栽花木，疏灌池沼，起堂虚厂”，将新居装点得生趣盎然。 在这自在的新居里，他的生活“有博有弈，有琴有书”，自然少不了朋友间的樽酒之欢。乡愁的淡扫、心结的纾解，加之环境的陶冶，让他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性格特征与人生旨趣——“荣利淡入，为性坦率，不善办事，唯耽于吟咏，率尔而成”。 吟咏大概是作者*大的爱好了。他一生作诗千余篇，编为十卷，称《南翔类稿》；作词百余首，分两卷，号《安乐杂编》。从书名中“南翔”与“安乐”二字，不难看出作者的人生轨迹与幽居心态。此外，他还撰有《启文论》三卷，特别强调将之“藏于家”，不期为世所知。这些综合起来，大概就是前文所说的“父行”。 既然能诗善文，又自幼博学，作者为何不去参加科举，求取功名呢？实 际上，他并非没有“凌云之志”下的实际行动，只是“一生困于场屋，蹉跎已老”。北宋政和二年（1112）春，有司恩授他“荣州文学”一职，随即又授其“将仕郎”，调延州延县主簿，但韩仲孚均未赴任。 面对迟来的“恩授”，韩仲孚为何选择放弃？实际上，这些官职，或者说职位，都是相当低微的：“荣州文学”在《安徽通志》卷二百六十五中记作“荣州学博”，其意相通，大抵是府郡中教授五经的学官，并无品阶；“将仕郎”在唐宋时期被定为文散官二十九阶的*低一阶，从九品下；“主簿”和“县臣”都是知县的“佐贰”（辅佐人员）。这些职务都不是六十三岁年纪的韩仲孚所欲为、所能为的。就在被恩授“荣州文学”的次年，韩仲孚溘然病逝。 政和三年（1113）孟夏，身染重疴的韩仲孚自感来日无多，于是自作墓志。他在铭文末尾说： 一官兮虽被乎圣泽，寸禄兮不沾乎君恩。淮水之上兮隐隐乎冈峦之 缭绕，蓼城之隅兮郁郁乎松柏之氤氲，其安于斯，何憾之云？ 这位未谋一官、不沾寸禄的北宋“霍漂”，就这样结束了诗酒生涯，平静无憾地安眠于长淮之畔。 韩仲孚病笃期间，霍邱邑中士大夫，以至田翁野老、家人妇子前来探视者“填塞门巷”，令韩仲孚难以割舍的，又岂止是淮水、蓼城的醉人风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