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流水:《美术研究》创刊60年优秀学术论文选集

　　日本是一个爱美术的国家，由于劳动人民辛勤的创造，和中国文化历代的熏染，培养出普遍爱好美术的风尚。日本美术与中国美术，长期以来，有血肉相连的关系。日本劳动人民创造自己的艺术，远从史前时代，已在他们的土地上，展露出美术的萌芽。日本考古学者所发掘的史前遗物，如绳纹土器、弥生式土器、埴轮土偶等，这些原始朴质的塑造，显示了日本艺术的开始期。当汉魏时代的文化输入日本，把他们从原始蒙昧的状态，向前推动了一步。我们从日本的铜铎、画像镜和弥生式土器上，看见了日本先民的图画。在铜铎上铸有射鹿、捣米、纺织、房屋、穗仓、狩猎、水鸟、鱼龟等图画，在画像镜上铸有房屋、战斗的图画，在弥生式土器上刻有乘船的图画，从而知道日本古代的劳动人民由狩猎生活过渡到农耕生活的小景。这些图画记录着他们社会生活的进展与发明创造的喜悦。由于汉委奴国王金印在日本志贺岛被发现，日本裘棺古墓中，有不少汉铜镜出土，魏景初三年（239）铭文镜，在大阪黄金冢古坟被发现，中国汉魏时代的文化艺术向日本传播，使他们受到不少影响已是不言而喻的了。再从隅田八幡出土的国象镜铭文上、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大刀银嵌铭文上，我们看见了6世纪初年（503）的日本古代艺术遗物使用汉字记录他们历史年代的确证。当时造型艺术与中国艺术密切的联系，也由这些证物的发现得到说明。可知海洋虽深，风媒已把种子吹去，两国人民的手臂，已经遥遥相挽了。　　日本人民*热衷于学习中国文化艺术是在隋唐时期（581-906），大批的遣隋生、遣唐生和学问僧，从大陆带回了文化艺术的各方面，给日本的初期封建社会，塑造了一个完全的模型，帮助了日本文化飞跃的进步，大大促进了日本美术的发展。到这时日本美术才蓬勃地生长，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光辉。　　日本自钦明十三年（552），佛教由百济传人，佛教的经论、造像不断地由大陆输往，律师、禅师、比丘、尼、咒禁师、造佛工、造寺工等也相随而至。因为崇信佛教、建筑寺院、雕塑佛像、绘壁画、绘经卷等一系列的艺术工作不断发展，使日本初期的美术成为服务于宗教的工具。当他们对美术技法的研究还在空白的时候，无论创制或学习，在初期都必须借外来艺术工作者的帮助。这些早期艺人的名字，曾载人日本的史册，日本雄略七年（463）七月诏命新汉陶部高贵、鞍部坚贵、画部因斯罗我等，迁居于桃原、下桃原、真神原等地。相传魏安贵公之子龙一名辰贵，也以善画入日本。这些从大陆来的**批艺术工作者，对于日本美术的植基工作，贡献了不少力量。在推古十八年（610）时，高丽僧昙征人日本，传色彩及纸墨制法，对于绘画艺术，也有很大的贡献。由于这些因素，以及日本美术家的努力，使日本的绘画与装饰画，很快脱离了原始状态，向前发展。　　从日本飞鸟时代的艺术遗物看，法隆寺所藏玉虫厨子作中国宫殿的式样。下承须弥座，正面绘舍利供养图，左侧面绘金光明经舍身品舍身饲虎图，右侧面绘涅槃经圣行品施身闻偈图，背面绘须弥山图。厨子上部宫殿部分，绘有天部、菩萨诸像，画法于黑漆地上，施以朱、绿、黄等色，赋彩虽简，而线条雄健，似我国六朝时代的画风。据传为推古时代遗物，初藏橘寺，橘寺既废，转送法隆寺。　　又中官寺所藏天寿国曼荼罗丝绣残片，据铭文为推古二十九年（621）十二月圣德太子之母橘妃所绘，在这个绣品上残存有比丘敲钟、天女飞翔、玉兔捣药、莲花坐佛各部分。这个图的作者是东汉末贤、高丽加西溢、汉奴加已利三人，由掠部秦文麻指导宫中采女绣成。这两件遗物的绘画，虽然色彩简单，尚未脱幼稚的状态，但是韵味笔致都受到中国六朝时期绘画的浓重影响。它的制作也显明有中国艺术工作者参加。当其时在中国画坛上，陆探微、张僧繇、曹仲达等名家辈出，谢赫六法阐述了绘画的原则，画风东渐，由朝鲜半岛而至日本，给予日本初期的美术以巨大的推进力量。　　日本奈良时代，在公元7世纪建筑的法隆寺，完全仿照中国宫殿式样，是古建筑的宝贵遗物。寺内金堂殿画绘于7世纪末8世纪初年，妙相庄严、婉丽多姿，盛唐佛画的多彩与壮大，在这个壁画上，传习了很好的实例。它与盛唐时期的敦煌壁画同一风格。这个壁画是中国、日本和朝鲜的艺术家们精彩合作，在共同劳动下达到的极高成就。中、日古代美术的关系在这个可纪念的遗物上，结成不解之缘。它不仅为日本人民所喜爱，也为中国人民所喜爱。不幸流传一千多年的瑰宝，竟在美帝国主义者占领下遭到烧毁，这确是*可惋惜的重大损失。与壁画同时的圣德太子像，服饰冠带，仿效唐制，写貌传神，也仿佛是一幅美好的唐画，这幅肖像画可以称为日本大和绘的初祖。在奈良正仓院中，曾保存着不少唐代传去的宝物，这些精美的工艺与绘画为日本美术传播了优良的规范，由此而产生了奈良与平安时代的许多优秀作品。我们研究日本的大和绘，可以看出它与唐画的密切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