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历史学堂:现代土耳其的形成

1. 选美也是政治活动 凯末尔，一个反传统者，他树立了一个榜样，娶了一个受过教育、西化和追求自由并陪他周游全国的土耳其女性。他把他的养女们培养成凯末尔主义女性的楷模；其中一个成了新成立的安卡拉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另一个则被培养为飞行员，执行了轰炸1937年参加叛乱的库尔德叛乱分子的任务。两个女儿都被有意识地训练去入侵传统的男性领地，但凯末尔从未试图将他个人的价值观强加在这个国家的女性身上。他与伊斯兰教社会的传统势力非常契合，当他得知阿富汗国王阿马努拉已经宣布戴面纱非法时，他预言这位国王将被推翻。 1929年，《共和报》组织的一场“土耳其小姐”的竞赛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这样的比赛在土耳其，甚至可能在一个伊斯兰教为主的社会，都是**次举行。媒体进行了大量宣传，详细报道了遴选“土耳其小姐”的过程。 这是一次政治活动而不是商业活动，是引进创新、效仿欧洲和文明世界的另一种方式。作为对批评的回应，得到国家批准主办此次比赛的《共和报》（1929年9月3日）驳斥道：在以极大的认真和诚意成功地开展了一项将在全世界开展的事业之后，我们为什么要毫无理由地放弃它？究竟是什么缺点、什么过错让土耳其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 第二年，“1930年的土耳其小姐”去里约热内卢参加环球小姐大赛。两年后，在土耳其加入国际联盟的那一年，1932年的土耳其小姐克里曼??哈里斯获得了“环球小姐”的称号。20年后的1952年8月，当冈扎丽??巴萨尔当选“欧洲小姐”时，这似乎成了欧洲非正式地接纳一个向朝鲜派兵并加入北约的两党制土耳其的方式。 选美比赛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打破城市中下层的拘谨，并在这些阶层的女性中建立一种自信。（1930年代初，伊斯坦布尔附近的公共海滩是向女性开放的。）只有上学的未婚女子、低级公务员的女儿以及诸如此类的女性，才被允许参加这样的活动。她们需要被“解放”，去官僚机构从事文书工作。诗人纳兹姆??希克麦特被要求就土耳其女性取得的进步发表自己的看法，但这些在他看来流于表面的变化并未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告诉记者：“我不在乎女性留长发还是短发；她们不是母马，重要的是她们必须去工作。” 1930年代初，女性日益成为不断扩大的劳动力大军的一部分。随着国家推进工业化以及在安纳托利亚四处开设工厂，劳动力需求继续上升。在城市，女性参加工作，成为教师、律师和法官，甚至警察的职位也向她们开放。就业机会的增多，使得包办婚姻的做法开始瓦解，一些女性按照自己的意愿结婚。以核心家庭为基础的新的家庭生活形式开始在城市中出现，像1932年的土耳其小姐、环球小姐克里曼??哈里斯这样的女性，成为这种新自由的象征。她们还将自己视为凯末尔革命的一部分，在赢得“环球小姐”的桂冠后，克里曼向凯末尔发去了一封电报，说“我的成功是您在我国女性中启发思想的结果”。 土耳其妇女联合会领导的妇女运动的成功，可以用男性人口的反应来衡量。从发给新闻媒体的文章和信件以及对妇女联合会的抱怨来判断，很多男性对女性要求的平等感到焦虑。除了根深蒂固的大男子主义外，他们还对按性别界定工作的传统分工方式的瓦解感到震惊。他们将女性视为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她们正在夺走我们的饭碗。妇女在要求平等的道路上走得这么远是不对的”。 妇女联合会的主席拉缇芙??哈尼姆抗议这种日益增长的反对女性的趋势。与一些男性看待这场运动的方式相反，她说，女性将男性视为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女性追求平等，并不是为了让每位女性都投身家庭之外的生活，而是为了证明她们与男性具有同样的能力和成熟。有人劝男性不要抱怨女性出来工作；恰恰相反，男性应该为女性也可以养家糊口而感到高兴。 1930年代的经济发展，为女性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自由。过去女性一直在土地上劳作，但现在几乎所有的主要行业，从纺织业到香烟业，都在雇用女性劳工。事实上，有人抱怨安纳托利亚城镇的妇女申请新工厂工作的人数还不够。妇女发挥的经济作用要求赋予她们新的政治地位。因此，1930年4月，城市女性被赋予了在当年晚些时候举行的市政选举的投票权。4年后，即1934年12月，议会一致投票表决，不仅允许女性在立法选举中投票，而且可以成为候选人。 2. “先生们，让自己富起来！” 共和国早期的经济处于欠发达状态。根据1927年人口普查结果，土耳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人口不足1400万的国家，只有16.4%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和1万多个乡镇。由于土地较为富余，耕地继续增加，未来20年人口的增加对城镇来说没有问题，因此，1950年仅有18.8%的人口生活在城镇。但战后，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形势发生了变化。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人口，土地持有必须分散，特别是由于工业增长速度不够快，无法吸收这些增长的人口，交通也足以鼓励他们迁徙流动。 工业部门也非常虚弱。1915年，约有1.4万名工人集中在纺织业（羊毛、棉花和丝绸）和其他行业，比如烟草加工。战争期间，工业活动的规模有所扩大，但随着战败又走向了衰退。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和驱逐，以及与希腊的人口交换，加剧了本已严峻的形势，因为基督徒拥有许多工业企业。此外，经济也完全不协调；各部门之间没有相互补充，因此没有形成民族市场的感觉。例如，4240公里的单线铁路集中在安纳托利亚西部。作为外资企业，它们的设计是为了满足欧洲市场的需要，后者要为其工业进口土耳其原材料，并向安纳托利亚更繁荣的地区出口西方工业成品。另一方面，安纳托利亚谷物产区和消费能力强的城市之间交通十分落后，导致的后果是从国外进口的谷物比从安纳托利亚购买的谷物更加便宜。这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局面： 1924年，从安纳托利亚中部至伊斯坦布尔运输1吨谷物的成本是8.8美元，而从纽约至伊斯坦布尔的成本仅5美元。因此，似乎更为合理的做法是从衣阿华州而不是从安卡拉和科尼亚运谷物来养活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并让安纳托利亚的农民在自给农业中过着清闲的生活。 共和国一开始就背负着沉重的外债，这阻碍了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对于一个境况不佳的经济体来说至关重要。截至1932年，国家预算的*大一部分（146210355土耳其里拉）用于偿还公债，而用于国防、公共工程、财经、宪兵、司法、卫生、社会救助、农业和宗教事务的支出仅为86007852里拉。考虑到所有这些限制因素，1920年代的土耳其经济政策是建立在纯粹实用主义的基础上的，希望能*大限度地利用糟糕的形势。一时间，私人资本的声音占了上风，政府鼓励外国投资，特别是以与萌芽中的土耳其资本家建立合资企业的形式进行投资。因此，在1920年至1930年间成立的公司，大约三分之一是外资合资企业。 这基本上是联合党人战时政策的延续，即培养本土资本家，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政府发言人采纳了弗朗索瓦??基佐给法国资产阶级的建议：“先生们，让自己富起来！”既然有了和平，只要不存在政治风险，就理所应当求助于外国投资来助自己完成这项任务。1924年，商业银行的成立标志着国家的经济哲学的形成。这家银行是凯末尔在其岳父的建议下建立的，后者是一位著名的伊兹密尔商人。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国家金融机构，可以与外国银行和非穆斯林资本家竞争，它们在伊斯坦布尔仍然很有实力。凯末尔主义精英中一些*杰出的成员，包括凯末尔本人，都参与了这项事业，组织这项事业的任务就落到了杰拉勒??拜亚尔身上，他对整个商界充满信心。商业银行开始“通过在各种经济活动中持有有利于私人利益集团的股份，扮演有影响力的游说者以及企业界和政府圈之间的调解人”。实际上，银行与国家间几乎是一种共生关系，因此常常被称为“政治家银行”。 3.加入西方阵营的代价 土耳其决策者知道，他们必须为西方的援助和投资付出代价，他们也愿意无条件地付出代价。为了加入西方阵营，他们愿意为西方在该地区的利益服务，即便这意味着疏远他们的邻居。作为对他们的牺牲的回报，他们希望西方盟友能平等地对待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加入北约对土耳其来说如此重要。除了带给人心理上的刺激之外，北约还被视为一个俱乐部，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地位和安全将与欧洲大家庭的成员所享有的地位和安全同样充分、稳固。在北约之外，土耳其将被降为二等盟友，被视为第二防御区。 1952年2月，土耳其一被允许加入北约，就开始“尽可能地拥护西方的事业”。在巴尔干半岛，土耳其试图让南斯拉夫与西方搭上线，远离不结盟，于是在1953年2月28日与雅典和贝尔格莱德签署了《安卡拉条约》。在阿拉伯世界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中，安卡拉选择站在帝国主义列强一边。它支持埃及的英国人、北非的法国人。在穆萨德克总理与英—伊石油公司的斗争中，安卡拉同情的是石油公司。不出意料，土耳其被视为西方国家在该地区的代理人，试图利用新的联盟体系来维持西方的统治。令土耳其人非常恼火的是，一幅埃及漫画将杰拉勒??拜亚尔总统画成了一条用西方皮带拴着的哈巴狗。事实证明，建立一个包括一些而不是所有的主要阿拉伯国家，以及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的联盟的政策是虚幻的。当1955年《巴格达条约》*终形成时，伊拉克是唯一愿意加入的阿拉伯国家。 民主党人以及在他们之前的共和人民党，都以自己是西方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而自豪，他们将自己描述为防止敌人破坏西方国家石油利益的卫士。但他们也将自己视为该地区的主导力量，拥有至少可以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不相上下的自治地位。不过，他们也承认美国的霸主地位。在评论1957年艾森豪威尔关于保护中东国家免受“共产主义威胁”的承诺时，半官方的民主党报纸Zafer在1957年1月4日一期中写道： 我们注意到，这一说法同门罗主义学说一样，非常简单明了。它谋求促进的原则是，中东是中东人的中东。它提供的保障是美国的军事实力，它承诺的好处是通过巨大的财政援助在经济领域为中东提供帮助…… 历史将根据美国在这项计划及其盘算中给予土耳其的地位和重要性来裁决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正确与否。 与土耳其的亲西方外交政策相辅相成的是以吸引外国资本投资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的政策。与外交政策一样，共和人民党开启了通过取消控制、消除障碍来吸引外资的进程。在1947年5月22日的法令之后，1950年3月1日颁布了鼓励外国投资的法律。当这些举措未能实现其目标时，民主党在1951年和1954年制定了更为自由的法律。1954年3月，他们甚至放弃了国家对石油工业的垄断，将其向外国资本开放。 尽管做出了让步，但外国在土耳其的投资仍旧低得令人失望。这远不足以对国家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同时，它的影响与它的规模完全不成比例。这一方面是因为本土资本的薄弱，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不发达。因此，即使是相对较小的投资也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在与外国资本合作中，本土资本面对其更强大更发达的外国合作伙伴简直相形见绌。因此，在1950年代形成了一种依赖关系，此后这种关系还将继续深化。 4. 军事干预与政治恐怖 戒严令一出，土耳其的政治生活完全瘫痪了。青年组织被禁止，所有专业的协会和工会的所有会议及研讨会都被叫停。4月28日，两家报纸停刊，书店被勒令不得出售当局禁止的出版物。这个命令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因为哪些出版物是非法的从来没有得到澄清，决定权都掌握在执行这项命令的警察手中。第二天，两名著名记者——前工人党代表切廷??阿尔坦、激进的凯末尔主义者伊尔罕??塞尔库克被拘留，这是即将对知识分子进行镇压的**个信号，而且左派的所有出版物都被查封。但好战的、新法西斯右派的出版物继续自由流通。5月3日，戒严当局宣布所有罢工和停工都是非法的。工人运动一下子被压制住了，这使得雇主工会松了一口气，后者一直认为集体谈判和罢工是土耳其难以承受的奢侈。 等到5月17日，以色列驻伊斯坦布尔的领事伊弗列姆??埃洛姆被绑架后，这个国家才感受到了全面的镇压。“土耳其人民解放阵线”是左派分裂出来的又一个派系，它因这一行为而获得了赞誉，沉重地打击了军事政权的威望。政府通过对左派采取*严厉的措施予以回应。游击队接到警告，如果埃洛姆被杀，政府将通过一项追溯死刑的法律。内阁对这项法律的合宪性提出了质疑，但毫无用处。文官已经失去了控制权，权力转移到了颁布戒严令的指挥官和情报部门手上。 在埃洛姆被绑架后的几天里，土耳其各地有数百人被拘留。总体而言，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主要是学生和年轻学者，以及工会会员和工人党的支持者。为了给他们所定义的“左派”一个教训，指挥官们甚至逮捕了著名作家，比如亚萨尔??凯末尔和法基尔??贝库尔特，还有总理埃利姆本人认识的一些法学教授。在收押期间，酷刑的使用变得普遍，其目的似乎是摧毁政治犯的意志，从而使他们放弃政治。这个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许多人放弃了激进的政治，有些人甚至开始拥护保守派的事业。 镇压并没有拯救埃洛姆；如果说起到了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把劫持他的人逼到了角落里，从而加速了对他的谋杀。宣布5月21日午夜到下午3点对伊斯坦布尔实行宵禁（其间进行了挨家挨户的搜查），不啻为埃洛姆的死刑令。3万名军人参加了此次行动，凌晨5点，他们发现了埃洛姆的尸体；尸检表明，他在前一天宣布宵禁后不久就被枪杀了，当时绑架者决定放弃他们的安全屋尽快逃走。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镇压成为所有其他活动的背景。议会每两个月定期延续戒严令，以符合宪法的规定。与此同时，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在修订《宪法》上，保守派把国家的困境归咎于此。修订后的版本几乎涵盖了国家的每一个机构：工会、新闻界、广播电视业、大学、国务委员会、宪法法院、议会、参议院和上诉法院。1961年的《宪法》保障的权利和自由，在土耳其历史上**次允许民众参与政治，但是现在这些权利和自由受到了限制，用埃利姆教授的话说，此举是为了“国家的完整……以及国族、共和国、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得到保护”。修订后的《宪法》保证“不会回到3月12日之前的时期”。事实证明，1960年代的民主化对右翼而言代价太高，风险很大。埃利姆和军方的*高指挥部的结论是，自由宪法对土耳其来说是一种奢侈，一个发展中的社会如果希望在通往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取得快速进展，就负担不起这样的奢侈。（小标题为编辑所加，内容以正式出版物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