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法规学原论/党内法规理论与制度研究丛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全面从严治党和依规治党的重大现实需求，以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为抓手，围绕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和理论研究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法学、政治学等学科中，“党内法规”逐渐成为一个热门的政法话语。“党内法规体系话语的勃兴，反映了当下中国法治意识形态和法律治理过程的全面深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内容之一，党内法规制度现象的出现呼唤一门独立的“党内法规学”的建立。 早在2015年，党内法规权威论者就指出，从研究对象的独立性和研究方法的独特性上看，党规理论研究应当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一个独立的学科；但从成熟学问所**的科学的概念体系、完备的理论体系和完善的方法体系上看，党规理论研究与成熟的学问之间尚有很大距离。≌笔者认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和相互保障的关系。 方面，快速推进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和日渐升温的党内法规理论研究为党内法规学科的独立化奠定了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党内法规学科的独立设置和建设反过来又能够进一步助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和理论硏究的新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当下，特别是在建党100周年日益临近之际，建构独立的党内法规学已经成为摆在法学界面前的重要议题。 建构独立的党内法规学学科的时代意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首次将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与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相提并论，使党内法规正式成为与国家法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法治新范畴。同时，“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的新表述，使得党内法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特色”所在。“党内法规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的‘担纲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保障力量。”这些有关党内法规制度发展的顶层设计，直接推动了党内法规研究的升温，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内涵和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成为建构独立的党内法规学学科的时代背景。 （一）引领党内法规理论研究向纵深方向快速发展 客观上看，从2012年到2018年，法学、政治学和党史党建等学科的一些学者围绕“党内法规基础理论”“党内法规制度规范”和“党内法规实践探索”三大主题，在核心期刊发表了600余篇论文。同时，一批党内法规硏究机构、研究会相继成立，有关党内法规研究的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也在不断增加。仅就这些论文、项目和平台数据而言，党内法规“显学”地位似乎正在形成。然而，党内法规研究繁荣表象的背后还存在很多隐忧：低水平重复现象比较明显，容易招致“局外者”的轻视；高端刊物特别是法学类高端刊物很少刊发党内法规硏究论文，容易挫伤“局中者”的积极性；聚焦党内法规展开可持续性研究者甚少，难以形成规模集聚效应；党内法规理论研究成果极少能够影响、引领制度建设，无法形成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互动。这些现象表明，党内法规研究在当下哲学社会科学界“冰火两重天”的命运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究其根源，主要还在于研究者普遍面临身份认同的自我拷问和外在评价。具体言之，对于已经功成名就的中生代学者来说，全身心投入党内法规研究需要考量学术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平衡；对于刚刚步入学术界的年轻学者来说，则面临着学术同行稀少、难入传统主流学科法眼的风险。一言以蔽之，学科归属模糊已经成为阻碍党内法规理论硏究深入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学术研究主要还是研究者个体的兴趣和选择问题，但行政力量的积极引导和政策扶持同样重要，这也是中国特色学术研究体制运行规律使然。在“优化营商环境”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的当下，进一步优化学术环境绝非没有必要。只有尽快将“党内法规学”明确列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按照独立学科建制模式配置相应的学术资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内法规研究者的后顾之忧，并吸纳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可以预见的是，独立的党内法规学学科的设立，能够进一步激发学者爱党爱国情怀，激励更多的研究者全身心投入其中，党内法规研究的繁荣景象才有可能真正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