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

**卷 革命的一般特征
**章 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
一、革命的分类
我们一般都将“革命”一词用于突然的政治变革，而实际上这一措辞可以用来指一切突然的变化或表面上的突然变化，无论是信仰、思想还是学说。
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考察过，理性的、情感的以及神秘主义的因素在意见和信仰，决定人们行为的正是意见和信仰的起源中所起的作用，因此这里不再赘述。
一场革命*终可能会变成一种信仰，但它却常常是在相当理性的动机驱使下发动的：或是对苛刻暴政的反抗，或是对令人憎恶的专制政府的反抗，或是对某个不得人心的君主的反抗等，不一而足。
虽然革命的起源可能是纯粹理性的，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除非理性转变为情感，否则革命酝酿过程中的理性不会对大众有什么影响。
理性逻辑能够指出即将被摧毁的暴政，但如果想用它来引导大众，恐怕效果不大；只有情感的因素以及神秘主义的因素才能够给人的行为以动力，才能够影响大众。比如，在法国大革命当中，哲学家运用理性逻辑来指责旧制度的弊端，激发人们改革的愿望；神秘主义逻辑依靠一个社团，根据某种原则来发展其成员，激发人们的信仰；情感逻辑则释放了人们多少世代以来一直受到禁锢的热情，并导致了*恶劣的放纵；集体逻辑支配着俱乐部、议会等团体和机构，推动其成员的行动，结果使他们犯下了其他任何一种逻辑都不会导致的
暴行。
无论一场革命的起源是什么，除非它已经深入大众的灵魂，否则它就不
会取得任何丰富的成果。于是，历史事件因大众的独特心理而获得了特殊的形式，而大众运动也因此具备了如此显著的特征，只要描述其中的一个，我们就可以理解其他运动。
因此，大众是一场革命的工具，却不是它的出发点。大众象征着一种无组织的存在，如果没有人在前面领导的话，它就会碌碌无为，一事无成。大众一旦接受了刺激，很快就会超越它，但大众不能自己创造刺激。
突然的政治革命虽然能够给历史学家强烈的震撼，但它通常是无足轻重的；真正伟大的革命是行为方式的革命和思想的革命。因此，变换政府的名称并不会改变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推翻一个民族的制度也不会重塑它的灵魂。
真正的革命，也就是那些改变民族命运的革命，总是进行得如此缓慢，历史学家们甚至很难指出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因此“进化”这一说法比“革命”更贴切。
当深入考察大多数革命的起源时，我们会发现，如果要对它们进行分类的话，我们前面列举的各种要素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如果仅仅从革命对象这一角度考虑的话，我们则可以把它们分为科学革命、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
二、科学革命
到目前为止，科学革命是*重要的革命。虽然科学革命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它却常常能够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这是政治革命不能做到的。因此，我们对于它首先加以考虑，尽管我们在这里不能深入研究它。
比如，如果说自大革命时代以来，我们的宇宙观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仅仅是天文学上的发现及其试验方法的应用产生的革命性后果。人们在描述宇宙现象时，不再求助于上帝之类怪诞的想法，而认为它是受永恒规律支
配的。
因为这样的革命进展得极其缓慢，所以可以恰当地称之为“进化”；不过，还有一些其他形式的科学革命，虽然有同样的效果，但由于它们进展迅速，因此配得上“革命”之名。比如，达尔文的理论，短短数年就颠覆了整个生物学界；又如，巴斯德的发现，它在巴斯德有生之年就给医学界带来了革命性变革；再如，物质裂变理论，它向人们表明，以前被视为永恒的原子也不能摆脱宇宙万物衰变、消亡的法则。
这些发生在观念领域内的科学革命是纯粹知识性的，我们的情感和信仰对
它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人类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它们，因为它们的结果受到实验的控制，所以它们可以免除一切批评。
三、政治革命
接下来要说一说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带来了文明的进步，而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作用则远远赶不上科学革命，它们之间也没有任何亲缘关系。科学革命的唯一起源就是理性因素，而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几乎完全只受神秘主义因素的支配，理性对它们起源的影响微不足道。
在《意见与信仰》一书中，我已经详尽探讨了信仰的两种起源——情感的起源和神秘主义的起源，它表明政治的或宗教的信仰构成了一种精微的无意识信仰行为，无论其外表如何，理性对于这种信仰无法施加控制；我同时也证明了信仰往往强烈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挡它。人一旦受到信仰的催眠，就会变成一个信徒，随时准备为了信仰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幸福乃至生命。至于说他的信仰是否荒谬绝伦，那已无关紧要；对信徒来说，信仰就是明摆着的事实。对于信仰的神秘主义起源坚信不疑，使它有了一种神奇的力量，竟可以完全控制人们的思想，它的力量也只有时光的流逝才会使它发生改变。
正是信仰被视为绝对真理这一事实，才使它必然变得不宽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暴力、仇恨和迫害常常是重大的政治革命或宗教革命的伴生物，其中又以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典型。
信仰有着情感的和神秘主义的起源，如果我们对此视而不见的话，我们就无法理解法国历史上的某些阶段。当人们互相交往时，他们互不宽容，不相调和，这都是神秘主义的信仰作用于情感而体现出来的力量。
如果我们看不到信仰的情感的和神秘主义的起源，看不到信仰必然的不宽容，看不到人们在交往时不可能实现的和解，看不到神秘主义的信仰对于情感具有的强大力量，那么，大革命历史中的某些阶段就依然得不到理解。
上述这些概念对历史学家来说显得过于新奇，还不足以改变他们的思想，他们试图继续通过理性逻辑来解释那些显然与理性无关的种种现象。
比如宗教改革，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淹没了法国，它就不是由理性的影响决定的。然而，甚至是在*近的著作中，人们仍然用理性的影响来对它加以解释。比如，在拉维斯先生和朗鲍德先生合著的《通史》中，我们就读到过这样一段关于宗教改革的解释：
这是一场遍及全国的自发运动，人们通过各种形式来参与这场运动，从阅读福音书到个人的自由思考，这一切都表明个人可以拥有极为虔敬的道德心和非常大胆的推理能力。
与这些历史学家的断言恰好相反，我们可以肯定如下几点：首先，诸如此类的运动绝不是自发的；其次，理性在其中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之所以能够拥有撼动世界的力量，恰恰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源自情感的和神秘主义的因素；它们既不是由理性塑造的，也不受理性的引导。
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并遵循着同样的法则，它们的形成更多地借助了非理性的力量，而不是理性的力量，佛教、伊斯兰教、宗教改革、雅各宾主义等，看起来似乎是迥然不同的思想形式。然而，它们却有着相同的情感基础和神秘主义基础，它们遵循的是一种与理性没有任何关系的
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