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出发 ——开国少将张学思夫人谢雪萍口述历史

**章 我歌唱延安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装，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1938 年的冬天，一个矮矮的、胖胖的说话极快的年轻人，在他刚刚到达延安 3 个月时，用一支蘸满了激情的笔，写下了上面这段话，这就是传诵一时的《我歌唱延安》。 这个矮矮的、胖胖的年轻人叫何其芳，这一年他 26 岁，已经是名动天下的诗人，两个月前，在他的请求下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 也是 1938 年，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书中关于延安、关于延安的主人的种种描述和生动故事，吸引了诸多悲情抗战中知识青年的注意力。延安，一时成为抗战中国背景中流淌着青春热血的圣地，很多人就是在这本书的影响下奔赴延安的，甚至有的人揣着这本书走到了延安。因为这样一本书，斯诺后来成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飘扬在宝塔山上的抗战旗帜，吸引了在外强入侵下，渴望热血报国，甚至渴望以马革裹尸还的壮志换取国家命运转折的一代青年。 敏锐的共产党人立即把握住了这次历史性机遇，杨家岭土窑里的毛泽东说，大量吸收知识分子。9 天后，中组部部长陈云在一次公开性的会议上跟进：“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了就没有了。” 在这些一到傍晚就喜欢沿着延河水漫步的年轻人中间，有句话流传甚广，叫作：“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他们把这叫作“来去自由”的政策。 大批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开始向这里会集，这是共产党军队历史上的**次知识青年从军潮。 没有准确的数据表明，抗战中的延安究竟接纳了多少“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只有两个大致推断的数字：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大约吸收了10 万名知识青年，其中会聚到延安又“走散到各个方向去”的，大约有 4 万人。 还是 1938 年，在广州，一个叫谢雪萍的 18 岁女孩，无意中注意到了延安，一个她从未听说过的地方。 谢雪萍口述 我是广西苍梧人，我本来姓李，还不记事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我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没法生活，就把我送给梧州一个姓谢的亲戚，所以我后来就姓谢了。 我原来只有个小名叫阿间，到了谢家才有了大名，谢家本来是梧州很有名的商户，但是后来男人去世，家里就变得很穷了，我的养母就要把我嫁给人家做小老婆。我那时候十三四岁，知道了就不干了，就从广西梧州跑到广州，到广东纺织厂做工人打工，我还去过香港打工。 这时候就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谢雪萍，为什么叫雪萍呢？就是我不在这里待着了，我要远走，像浮萍一样漂泊异乡，去改变生活、改变命运。 广东纺织厂在广东是有名的，规模很大，有好几个车间。工厂旁边就是廖仲恺的工人夜校，那时候没文化，就上夜校去学习。夜校里有好多刊物，因为廖仲恺也是老革命者，所以那里的好多刊物都是比较进步的。 当时有一个叫邹韬奋的，是个很有名的文化人，他办了个刊物叫《激流》，是一本进步刊物，刊登过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的广告，我就看到了，但是当时没有怎么往心里去。 1938 年日军轰炸广州，把我们工厂给炸了，被炸时我就在工厂里面。工厂被炸停工了，我没地方去，到哪去生活呢？就想起《激流》面的这个广告了。 一看，他是到哪报名呢？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这时候国共已经合作了。 我说这个地方挺好的，去看看，就拿着这本杂志去一问呢，你只要有路费，自己到那以后，又管吃又管住，又管学习。哎哟，我一听高兴死了。去延安就是这么回事，奔生活嘛，这是 1938 年的事，我 18 岁。 抗战时期，八路军先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十几个主要城市设置了办事处，承接多种功能，其中一项就是，向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地输送力量。广州办事处主任是云广英，新中国成立后，这位中央红军时期的团政委对其子女回忆说，广州办事处期间大约输送了上千人到各根据地。 不知道云广英是否亲自接待过这个 18 岁的普通女孩，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个人犹如熙攘世界中的一朵浪花，一个转身就消失在人流中了。 谢雪萍口述 我就到处想办法弄这个旅费，正好那时有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干哥哥，他和我堂姐正处对象，他俩也要去，我没多少钱，他们就给我凑点。还有干哥哥的三个同事，一共六个人一起去了延安。广州办事处给我们开了一个条子，不然去了西安人家不接待。 广州那时候被日军轰炸得很厉害，途中经过武汉，武汉也一样被炸，*后到了西安。 从广州一路坐火车到的西安，到西安办事处还得办手续，在那个地方过了一下，很简单地问你到哪去。办过手续以后就步行去延安。那时，国民党在去延安的路上设了好多防，但审查的还不是太严。 从西安到三原有汽车，但是过了三原就没有车了，只能走路。我是穿着皮鞋走到延安的，不是现在咱们这种皮鞋，那个只有底是皮的，那就算比较好的了。到延安就再没有穿皮鞋了，只穿布鞋了。 我还提了一个藤箱子，广东人出门都是拎那种箱子，是藤编的。穿着旗袍，那会儿广东的女孩子很少穿裤子、短衣服，都穿旗袍。 这路就走得难哪，慢慢走呗，头一天走得脚疼得不得了，头一天*难过，走过三天以后就稍微好点。 走到延安的时候正好是九一八那天，我对这个日子印象很深，因为后来又认识张学思了。 当时的交通状况，不论从哪个方向进入延安，都得一路走进去，有如朝觐圣地的必须仪式。若干年后，很多人写文章回忆起去延安时，几乎都会对走着去延安记录一笔，显然这个旅程给他们都留下过深刻记忆。不光是青年学生，即使八路军将领从各地的根据地前往延安汇报工作，大多数也是要走着去的，汽车不用说了，有匹马都是奢侈的。不同的是，有的人走了几天，也有的人走了几个月。 大多数青年学生都被安排进了抗大学习。开国中将、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装甲兵政委的莫文骅老人，当时任抗大政治部主任，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随着新学员的不断增加，加上学校要让出一部分校舍作为陕北公学校舍，学校校舍越来越紧张，我们就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说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打窑洞。延安有个好条件，用镢头挖个窟窿，就能住人，冬暖夏凉。于是，学校号召全校教师、学员，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自己动手挖窑洞。全校千余师生拿起镢头、铁铲，浩浩荡荡地开赴城北门外凤凰山，在半山腰上挖窑洞。罗瑞卿和我、刘亚楼、杨至诚 ( 校务部长 ) 等学校领导同志 , 都参加劳动。整个工地上，歌声嘹亮，热气腾腾。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路过凤凰山下时，看到这一动人情景，很是高兴。毛主席赞扬说 :“你不要小看挖窑洞，这是挖开知识分子同工农隔开的一堵墙啊！” 抗大原本叫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刚办了一期就随着形势发展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所以有“红大无二期，抗大无一期”的说法。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驻外使节的任均老人回忆说：“一达是 1938 年夏天从北京出发去参加抗战的。他父亲是北洋时期的将军。他出门时，带了一大箱子东西，不光有被子、褥子，还有西装、长袍、礼帽、围巾，全得很。在绕道香港投奔延安的漫长道路上，他的钱花光了，他就一路走，一路变卖东西。同行的乌兰还资助他。到西安时，他把箱子连同几件西服都搁在当铺里了，用当来的那点钱，步行十来天，走到了洛川，进了抗大六大队。从那时起，他就一无所有了。” 任均的二姐嫁给了革命党人孙炳文，生女叫孙维世，三姐嫁给了历史学家冯友兰，生女叫宗璞。任均自己是被父亲任芝铭亲自办好手续送往延安的，考入鲁艺后嫁给了同学王一达，从鲁艺毕业后任均的表演极受欢迎，被称为“延安的梅兰芳”。王一达则以演《日出》和《法门寺》闻名，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京剧院副院长。 后来的著名演员，来自辽宁岫岩的于蓝老人回忆说：“我是 1938 年 8 月份参加革命，同年 10 月底从北平到达延安封锁线的，是渡过黄河，随着队伍走去的。他们也有人开我的玩笑，说我是走革命，又从革命走到解放。的确是这样一个情况。” 更多的人是在西安办事处中转，再从西安步行到延安。 在诸多回忆文章中，作家白刃记录的场面*别具一格： “西北是大陆性气候，早晚凉爽，午后燥热。出了西安古城，人人汗流浃背，个个喘着粗气。队伍开始乱了套，有的掉队拉距离，有的敞开上衣，有的摘掉军帽，有的脱下棉裤，穿着杂色的长裤……我的身上像开了河，汗水从额头流到脚上，棉衣裤的里子全湿了，贴在身上，又厚又沉，像戴着枷锁，恨不得扒掉棉军装，穿着背心裤衩走路，又怕不雅观。后来看到有的女同学，把棉裤搭在肩膀上，只穿条红裤衩，也就走到路旁，脱下棉裤，穿上一条打球穿的红条条的灯笼裤。不由庆幸这条长裤没有‘轻装’掉，暗暗懊悔送掉了长袖衬衫，责怪自己是个傻瓜蛋！” 不光是青年学生，范文澜、艾思奇等一些知名学者也到延安来了，这是处在转型中的延安*稀缺的人才，他们立即承担起延安各个院校中理论教学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