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关重要的投资战略:专业投资一站式指南

本书是一本有关投资战略的书（书名有点儿透露秘密了）。各种类型和不同规模的投资者都可以运用本书所提供的途径，来确定和实施*有可能实现他们投资目标的投资方法。正如你将要看到的，投资战略的制定过程极其复杂，其复杂程度远远高于你*初所想的。不过，好消息是，尽管这个过程错综复杂，但并非难以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单独的部分天生就令人难以理解。然而，人们必须考虑很多不同的问题，而且不仅是单独地考虑一个个问题，还要考虑每个问题是如何影响其他所有问题以及如何与其他所有问题相互作用的，如此数量庞大的问题的确给人们带来了真正的挑战。而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又使得这一挑战变得愈发令人却步。**，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我们没有任何战略性思考的经验，与我们日常责任相关的操作性决策占据了日常工作的大部分。第二，我们总是把金融和投资作为一门科学来学习，*有可能的是将它们作为某种形式的数学。因此，我们倾向于努力运用科学所要求的那种一丝不苟的客观和定量的方法来处理投资事务，以便找到“唯一正确的答案”。在这方面，资产配置模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们通常被称为“*优配置战略”。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战略性思考过程要求使用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例如，定量技术是战略性思考过程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但只是一个组成部分而已，而且它只能带我们走这么远。更重要的是，整个投资战略的制定过程往往被那些实际上连“战略”是什么都没有真正理解的人扰乱了。*好的结果是，这些人会略过整个（且至关重要的）分析阶段；*差的结果则是整个投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战略的制定过程必须是我们投资的起点。人们之所以困惑，部分原因是“战略”和“战术”这两个词在日常对话中经常被随意地互换使用，而实际上它们的含义和用法截然不同。这种差别在军事领域中得到了充分的理解，我们从已经出版的大量有关战略的著作中就可以看出。或许我们可以通过战略、战术和操作这三个不同的思考和规划层面来讨论战略。我们可以以发生在1942 年的第二次阿拉曼战役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当时的形势是，在德国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的领导下，德国和意大利的军队在盟军一些将领的协助下，通过一系列巧妙的排兵布阵一路打到了埃及边界。当盟军总司令克劳德?奥金莱克爵士（Sir Claude Auchinleck）意识到这些问题时为时已晚。于是，他解除了陆军司令的职务，亲自坐镇指挥，在**次阿拉曼战役中从近乎失败的险境中扭转了局势，成功阻止了隆美尔的进攻。现在，大多数评论家都认为这场战役是沙漠战争的转折点。隆美尔的实力被大大削弱，无法将盟军赶出他们的防御阵地。即便隆美尔想这样做，也无法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避开盟军。随着战役接近尾声，奥金莱克试图从盟军的后方和侧翼发起进攻，但是他手下的指挥官们却让他失望了，因为这些指挥官在奥金莱克的前任手下早已养成了把命令当作自愿准则的习惯。尽管如此，奥金莱克还是意识到，隆美尔的一意孤行让其不肯承认游戏已经结束了，至少没有再掷一把骰子的机会了。因此，奥金莱克准备沿着保护他南边位置的山脊再打一场防御战。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突然因政治原因被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撤职了。他的总司令的位置被陆军元帅哈罗德?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取代，而陆军司令的位置被中将威廉?戈特（William Gott）取代。这无疑是丘吉尔做出的另一个极具争议的决定，因为近几个月来，戈特作为指挥官一直是抗命不尊的主要代表之一。然而，戈特却在乘飞机前往受命时死于飞机失事，接替他的人是伯纳德?蒙特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也就是未来的陆军元帅。当隆美尔做出孤注一掷的*后突围尝试时，蒙特哥马利运用奥金莱克的作战计划和部署打赢了阿拉姆哈勒法战役（Battle of Alam el Halfa），从此一战成名。*终，隆美尔不得不认输，将部队撤退至阿拉曼安营扎寨，并在盟军对面筑起了防御工事，此后他前往德国接受医治。至此，战役的主动权已经决定性地转移到盟军手中，尤其是他们获得了大量补给，包括两个完整的装甲师，从而在人数上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首先，让我们先来看看亚历山大和蒙特哥马利此时面临的战略问题。战略关乎全局。因为它是一切的起点，所以*关键的是，我们要从问题和决策金字塔的*顶端开始。我们必须识别那些根本性的事物，它们作用于其他事物，但除了自身之外，它们并不被任何事物影响。用军事术语来说就是“我们如何才能*好地打赢这场战役”。事实上，将军们很少需要在战场上解决真正的战略问题。这些决策通常都是由大臣和国防部长在之前某次严肃的会议上做出的，并且是远距离的。这就是第二次阿拉曼战役如此有趣、如此有用的原因。亚历山大和蒙特哥马利知道的是温斯顿?丘吉尔和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 罗斯福已经同意发起火炬行动（Operation Torch），即从西部进入北非，而这些进攻将在几周后发起。一旦发起这些进攻，阿拉曼对面的轴心国军队就将被迫进行漫长且仓促的撤退，因为它们要在盟军介入并切断他们的补给线之前尽早与它们在西边的军队会合。因此，在解决“如何才能*好地打赢这场战役”这个战略问题时，它们要做出一个非常基本的决定：真的要打这场仗吗？发动一次进攻对打赢这场战役会有重大贡献吗？或者，更明智的做法是保存机动部队（尤其是坦克部队）的实力，准备好在敌人撤退时予以追击，而当他们这样做时，就能指望着彻底歼灭敌人的部队（或者至少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和混乱）吗？事后看来，亚历山大和蒙特哥马利的决定显然是错误的。盟军遭受了超过1.3 万人的伤亡。尽管盟军有着压倒性的优势，却在多次与敌军交锋时濒临战败（或者至少未能获胜），而且即使在战役结束之后，蒙特哥马利保守的指挥也使得轴心国军队得以喘息，再度将隆美尔由病榻上召回战场，亲自指挥突围。尽管它们的实力大不如前，但还是悄悄溜到了西边与其队伍会合。这是一个允许情感和政治干预理性决策过程的典型例子。这种事情在商业和金融领域一直都在上演。蒙特哥马利想用他的作战来证明自己是一位合格的将军，证明他比奥金莱克高明（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真能证明什么的话，结果刚好相反，尽管当时人们并没有承认这一点）。另外，英国人也意识到，自从火炬行动开始，他们将是联军中的次要伙伴，而这代表着“英国”军队（实际上大部分是由印度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和南非人组成）证明他们能够让德国军队惨败的*后机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战役再次被证明是一次战术上的胜利，却是一次道义上的失败。按理说，凭借其在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以及完全的制空权，“英国”军队本应能够轻而易举地按计划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这就是战略层面。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战略是由“我们是谁”以及“我们要达到什么目标”等这样重要且基本的问题驱动的。再往下一个层面就是战术层面的考虑，其特征可能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打赢这场战役”。这样看来，战略与战术之间的区别以及混淆二者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种混淆很常见。根据我的经验，大多数投资者基本上都忽略了战略层面，直奔战术层面而去。当然，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讨论都是脱离实际的。战术应该是实施一个已被讨论和商定的战略的手段。就其本身而言，它们基本上都是无关紧要的。战术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曾在其著作《有效的管理者》（The Effective Executive）中对此做了完美的总结，他指出：“做正确的事（即使做得不完美）远比以正确的方式做事重要得多。”把错误的事情做好并且精力充沛地去做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德鲁克通过敦促我们将战略视为“有效性”（effectiveness）、将战术视为“效率”（efficiency）来强化这种区别。战略是选择*优（*有效）的行动路线，而战术则是关于我们如何（有效地）执行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