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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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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详情
  • ISBN:9787108068491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16开
  • 页数:568
  • 出版时间:2020-08-01
  • 条形码:9787108068491 ; 978-7-108-06849-1

本书特色

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兴盛至少两百年,天下归之久矣,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们虽然强调西方没落了,当然不会是土崩瓦解。而中国百年积弱,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长得身强力壮。幸运的是,美、苏争霸,同时美国又自恃富强,穷兵黩武,中国才有了待时而动,乘势而起的机会。但另外一方面,如果没有前期的自力更生,中国也就无法掌握这个机运。天助自助,何其幸哉。放大视野来看,这是中国人改变人类历史的大好时机,怎么可能悲观。但是,往前追溯三十年,那时候有谁是乐观的?历史就是这么奇妙。如果还有人跟不上时代,还要怀疑中国的一切作为,那就让他慢慢追赶吧。 ——吕正惠

内容简介

《写在人间》是台湾地区人间出版社发行人、知名学者吕正惠历年来撰写的序跋集。吕正惠是书痴,读书、教书、著书也出版书,他所写的序言热诚地为读者介绍海峡两岸重要的学者、台湾地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爱国志士,以及经典的苏俄文学作品。人间出版社有新书出版时,他的序言往往率先不胫而走,这些感人而且启人深思的文字让读者对新书充满期待。吕正惠的人间版序言已成为学界、出版界的佳话,本书是吕撰序跋较为完整的结集,抢先发售以简体字版出版。

目录

代序 如何做一个“人民中国”的知识分子? 江湄 张志强 代前言 三十年后反思“乡土文学”运动——我的“接近中国”之路 吕正惠 **辑 《无悔:陈明忠回忆录》序 新中国的寻常老百姓——么书仪《历史缝隙中的寻常百姓》序 中国社会主义的危机,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贺照田《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序 杉山正明教授的中华文明观——《疾驰的草原征服者》《游牧民的世界史》读后感 西方的太阳花,东方的红太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理念》序 从反传统到反思传统——江湄《创造“传统”:晚清民初中国学术思想史典范的确立》序 台湾乡下人与中国古典——颜昆阳古典文学论集序 艰难的探索:孙歌的学问之路——孙歌《把握进入历史的瞬间》序 横站,但还是有支点——王晓明《横站》序 我们需要这样的异质思考——蔡翔《神圣回忆》序 关心现实与关心历史——王中忱《作为事件的文学与历史叙述》序 沈从文的爱欲书写?——解志熙《欲望的文学风旗》序 第二辑 洪子诚《阅读经验》序 赵园《中国现代小说家论集》序 陈建华《革命与形式》序 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序 江弱水《中西诗学的交融》序 周良沛《中国现代诗人评传》序 赵稀方《后殖民理论与台湾文学》序 刘小新《阐释台湾的焦虑》序 一个奇女子的历史见证——王安娜《嫁给革命的中国》序 牛汉《我仍在苦苦跋涉》序 醉里风情敌少年——唐翼明《宁作我》序 艰难的历程——我所知道的施淑教授 《朱晓海教授六五华诞暨荣退庆祝论文集》序 为赵刚喝彩——赵刚《求索:陈映真的文学之路》序 评赵刚两本陈映真研究 第三辑 一生心系祖国的叶荣钟——《叶荣钟选集·文学卷》序 被殖民者的创伤及其救赎——台湾作家龙瑛宗后半生的历程 一个台湾青年的心路历程——从“皇民化”教育的反思开始 陈明忠访谈后记 林书扬的信念 难忘的老同学——龙绍瑞《绿岛老同学档案》序 历史的重负——《白色档案》序 送高信疆先生,一个纯真、善良的爱国者 怀念颜元叔教授 颜元叔的现实关怀与民族情感 叶嘉莹先生的两首诗 莫那能《一个台湾原住民的经历》序 莫那能《美丽的稻穗》重版序 第四辑 为人类的苦难作见证——阿赫玛托娃《安魂曲》序 难以战胜的女皇——《我会爱:阿赫玛托娃抒情诗选》序 阿赫玛托娃《回忆与随笔》校读后记 并非偶然,查良铮选择了丘特切夫——《海浪与思想:丘特切夫诗选》序 《在星空之间:费特诗选》序 终于找到柯罗连科了 小森阳一《村上春树论》序 苏敏逸《“社会整体性”观念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生和形成》序 徐秀慧《战后初期(1945-1949)台湾的文化场域与文学思潮》序 黄文倩《在巨流中摆渡》序 为何要出版这一套选集——2015年台湾小说、散文选序 第五辑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台湾——蓝博洲《幌马车之歌续曲》序 20世纪60年代陈映真统左思想的形成 出版《陈映真全集》的意义 (上篇)重新思考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陈映真 (下篇)陈映真如何面对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 附录一 中华文化的再生与全球化 附录二 中国文化是我的精神家园 编后记 为“人间”出书,为“人间”写序 吕正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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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中国文化是我的精神家园
吕正惠 题目这一句话是我的由衷之言,丝毫没有夸张的成分,首先我要简略说明一下我所以有这种体悟的经历。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台独”思想逐渐弥漫于台湾全岛。我大惑不解,曾质问同为中文系毕业的好朋友,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难道你不是读中国书长大的吗?他回答,中国文化那么“落后”,中国人那么“野蛮”,你为什么还要当中国人?这样的对答,在其后十多年间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我每次喝醉酒,都要逼着人回答:“你是中国人吗?”很少有人干脆地说“是”,因此,几乎每次喝酒都以大吵大闹结束。
那十几年我非常地痛苦,我无法理解为什么绝大部分的台湾同胞(包括外省人)都耻于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难道中国是那么糟糕的国家吗?我因此想起钱穆在《国史大纲》的扉页上郑重题上的几句话:“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站在以往历史*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我突然觉悟,我的台湾同胞都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他们都乐于将自己身上的“罪恶与弱点”归之于“中国人”,而他们都是在中国之外高高在上的人。说实在的,跟他们吵了多少次架以后,我反而瞧不起他们。
也就从这个时候,我开始反省自己从小所受的教育,并且开始调整我的知识架构。小时候,国民党政府强迫灌输中国文化,而他们所说的中国文化其实就是中国的封建道德,无非是教忠教孝,要我们服从国民党,效忠国民党,而那个国民党却是既专制又贪污又无能,叫我们如何效忠呢?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李敖为了反对这个国民党,曾经主张“全盘西化”,我深受其影响,并且由此开始阅读胡适的著作,了解了五四时期反传统的思想。从此以后,五四的“反传统”成为我的知识结构*主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深深相信,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矛盾的是,也就从这个时候,我开始喜爱中国文史。为了坚持自己的喜好,考大学时,我选择了当时人人以为没有前途的中文系。我接受了五四知识分子的看法,认为中国文化必须大力批判,然而,从大学一直读到博士,我却越来越喜欢中国古代的典籍,我从来不觉得两者之间有矛盾。弥漫于台湾全岛的“台独”思想对我产生极大的警惕作用,让我想到,如果你不能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怀有“温情与敬意”,*终你可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就像我许多的中文系同学和同事一样。这时候我也才渐渐醒悟,“反传统”要有一个结束,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开始,中国历史应该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后来我看到甘阳的文章,他说,要现代化,但要割弃文化传统,这就像要练葵花宝典必须先自宫一样,即使练成了绝世武功,也丧失了自我。如果是全民族,就会集体犯了精神分裂症,即使国家富强了,全民族也不会感到幸福、快乐。我当时已有这个醒悟,但是还不能像甘阳说得那么一针见血。
甘阳还讲了一个意思,我也很赞成,他说,我们不能有了什么问题都要到西方去抓药方,好像没有西方我们就没救了。实际上,西方文明本身就存在着很重大的问题,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在征服了全世界以后,彼此打了起来。从1914年到1945年,他们就打了人类有史以来*残酷的两场大战。我当时还没想得那么清楚,但我心里知道,为了在“台独”气氛极端浓厚的台湾好好当一个中国人,我必须重新认识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应该说,1990年以后,是我一辈子*认真读书的时期。我重新读中国历史,也重新读西洋史,目的是肯定中国文化,以便清除五四以来崇拜西方、贬抑中国的那种不良的影响。这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年年在进步,一年比一年活得充实。著名的古典学者高亨在抗战的时候,蛰居在四川的嘉州(乐山),埋头写作《老子正诂》。他在自序里说:“国丁艰难之运,人存忧患之心。唯有沉浸陈篇,以遣郁怀,而销暇日。”我也是这样,避居斗室,苦读群书,遐想中国文化的过去与未来,在台湾一片“去中国化”的呼声之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也正如孔子所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就这样,中国文化成了我的精神家园。
2000年左右,我突然醒悟到,中国已经渡过重重难关,虽然有种种的问题还需要解决(哪一个社会没有问题呢),但基本上已经走上平坦大道了。每次我到大陆,跟朋友聊天,他们总是忧心忡忡,而我总是劝他们要乐观。有一个朋友曾善意地讽刺我,“你爱国爱过头了”。我现在终于逐渐体会,大陆现在的*大问题不在经济,而在“人心”。凭良心讲,现在大陆中产阶级的生活并不比台湾差,但是,人心好像一点也不“笃定”。如果拿80年代的大陆来和现在比,现在的生活难道还不好吗?问题是,为什么大陆知识分子牢骚那么多呢?每次我要讲起中国文化的好处,总有人要反驳,现在我知道,这就是甘阳所说的,国家再富强,他们也不会快乐,因为他们没有归属感,他们总觉得中国问题太多,永远解决不完。他们像以前的我一样,还没有找到精神家园。
我现在突然想起《论语》的两段话,**段说: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翻成现在的话,就是先要人多,再来要富有,再来要文化教养。现在中国的经济问题已经不那么重要,我们要让自己有教养,就要回去肯定自己的文化,要相信我们是文明古国的传人,相信我们在世界文明史上是有贡献的。如果我们有这种自我肯定,如果我们有这种远大抱负,我们对身边的一些不如意的事,就不会那么在乎。《论语》的另一段话是: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 以前我们中国普遍贫困,现在基本上衣食无忧,跟以前比,不能不说“富”了,我们现在要的是“礼”。“礼”是什么呢?不就是文明吗?我们能用别人的文明来肯定自己吗?除非我们重新出生为西洋人,不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自己改造为西洋人。我们既然有这么悠久的、伟大的文明,虽然我们曾经几十年反对它,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幡然悔悟,重新去肯定它呢?事实上,以前我们在外国的侵略下,深怕亡国,痛恨自己的祖宗不长进,现在我们既然已经站起来了,为何不能跟祖宗道个歉,说我们终于明白了,他们留下来的遗产*终还是我们能够站起来的*重要的根据。自从西方开始侵略全世界以来,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那么大、像中国那么古老、像中国经受过那么多苦难,而却能够在一百多年后重新站了起来?这难道只是我们这几代中国人的功劳吗?这难道不是祖宗给我们留下了一份非常丰厚的遗产,有以致之的吗?我们回到我们古老文化的家园,不过是重新找回自我而已,一点也无须羞愧。
苏东坡被贬谪到海南三年,终于熬到可以回到江南,在渡过琼州海峡时,写了一首诗,前四句是: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扩大来讲,中国不是度过了一百多年的“苦雨终风(暴风)”,*后还是放晴了吗?放晴了之后再来看中国文化,不是“天容海色本澄清”吗?这文化多了不起,当然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了。*后再引述钱穆《国史大纲》扉页上*后一句题词:“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指对本国历史文化具有温情与敬意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我们国家的前途,就看我们能不能回去拥抱民族文化。

作者简介

吕正惠,1948年生,台湾嘉义人。台湾大学文学硕士,东吴大学文学博士。现为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历任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唐宋文学、台湾现代文学,2006年起任台湾人间出版社发行人。著有《诗圣杜甫》《第二个经典时代》《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战后台湾文学经验》《CD流浪记》(以上简体字版),以及《殖民地的伤痕——台湾文学问题》《台湾文学研究自省录》《走向现代中国之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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