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姑谭

后记 从文化史和社会史方面观察中国尼姑的往事，对作者来说，纯属尝试，而且只是粗浅的尝试。本书的原始构思，曾于1992年6月13日在中山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的学术讲座上提出，听取过与会学者的批评和建议。现在看来，这本《尼姑谭》虽对中国尼姑的命运有所论述，但未能深入探索尼姑的精神世界，寸心自知，甚觉辜负此题。 本书定稿付印之际，胞姊丽娜女士不幸病逝于汕头老家。她一生贤淑，对人宽厚。早年生活清寒，用极其微薄的收入支持我念完高中，免于失学之苦。每当想起这段岁月，我就不能自已，深感对她回报太少了。这本有关女性研究的书，如果可以有个题辞，我想说的一句心里话就是：“献给逝去的姊姊。”
自1992年至今，本书三易其稿。在修订、加工过程中，海外友人詹益邦先生寄望甚殷，陈春声博士屡加关注，蒋晓耘女士倾力支持，郭德焱、王川两位青年朋友也帮过不少忙。中山大学出版社刘翰飞先生、杨权先生和邓启铜先生，不辞辛劳，奔波策划，使本书得以尽快面世。作者除深致谢意外，可说也因事悟理，从中领会到：小我只有在大我中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
1996年6月，丽日南天
蔡鸿生写于广州中山大学 新版后记 我是校园中人，离佛寺远，离尼庵更远。用俗眼观察青灯古佛旁的女人，并非好奇，而是因为这个独特群体的历史，反映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融，不可漠然置之。
“尼姑”之名，晚唐诗人李商隐在《义山杂纂》和《义山文集》中已用过两次，均含贬义。本书选取“尼姑”这个俗称，则是由于其中包含梵汉二元结构，可以作为佛教中国化的描述工具。从六朝到唐宋，无论河西还是江南，都可以在暮鼓晨钟的女性世界中，发现印度比丘尼戒律所禁绝的“佛门织女”“佛门孝女”和“佛门才女”。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橘迁地而变为枳，吾民族之同化力可谓大矣。”出家人不离世间觉，这种“以华情学梵事”的天路历程，调节了宗教性与世俗性的矛盾，正是尼姑往事值得一“谭”的理由。微获小识，质之高明，可乎？
蔡鸿生　　
2019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