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21世纪公共管理系列教材非营利组织管理(第2版)/康晓光/新编21世纪公共管理系列教材

作为一本教材，需要时刻关注跟踪现实变化，将其更新吸纳到作品里，使之不太过滞后于现实。近年来，中国非营利领域有诸多新发展、新现象，作者对于该领域也有一些新思考、新收获，因此借此次教材修订的契机对原版进行了完善。此次工作，既弥补了一些既有的缺憾，也再次留有了一些新的遗憾，且在前言中做一简要说明。 本次修订的内容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导论部分，新版对“非营利组织”的概念进行了深入分析而非一般化的简单罗列。萨拉蒙关于现代非营利组织的核心特征的论述，已经成为本领域研究者和实践者日用而不疑的“常识”，以至于很少有人发问，为什么现代非营利组织具备这五点特征？本书认为，该问题需要放置在慈善史的脉络中进行理解，即从前现代慈善到现代慈善的演变过程中，来予以回答。进一步自然引申出的问题则是，为什么现代非营利组织能够从“社会”中分化出来，其必然性何在？本书通过诉诸公益慈善独特的人性与制度基础，对该问题予以解答。*后，本书从公益与商业关系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对比说明，并对“社会企业”“公益商业化”等时新热点进行了正本清源式的辨析。 募捐部分，新版在开篇建立了慈善募捐的基本模型，并从该模型的构成要素出发，对比描述了实践中的诸多募捐方法之异同，并纳入了时下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的网络募捐方法。 无形资产部分，新版精简了原版的众多定义和分类方式，综合给出了本书的核心定义与分类体系，并从该定义与分类出发，对后续内容加以整理。 组织结构部分，新版增加了“无边界组织”的内容，以涵盖时下兴起且日益重要的虚拟组织、非正式网络等新型组织形式及多样化的行动主体。组织文化部分，结合作者近年来的研究，本书识别了在中国公益慈善领域发挥作用的慈善文化的三种理想类型，并按照统一的框架对其进行了描述对比。 政府管理体制部分，新版删去了原版里国外管理体制的相应内容，并结合近年来慈善领域新出台的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对政府管理体制的总体特征及具体的管理方式进行更新调整。 理论部分，新版对公共管理学视角下的相关理论进行了补充，涵盖了市场失灵、契约失灵、政府失灵、志愿失灵、第三方政府、多中心治理理论、新公共管理、民营化理论、公共治理理论等与非营利组织管理相关的主要理论。 此外，全书还涉及诸多细节性的微调，如数据更新、法条替换等，此处不再一一赘述。 在上述已完成的工作之外，此次修订依然还留有不少未完成的设想。这种“未完成”主要体现于本书在“整体性”与“中国化”两个方面都有待丰实。 本书的“整体性”不足，*直观地体现在整本教材缺乏一个实质性的统一框架，章与章、章与节、节与节之间的联系、呼应、协同均有所欠缺，从而导致本书整体感、统一感不足。需要看到，这种不足其实是非营利领域的教材乃至著作的共性。其背后更为根本的问题是，作为一门成建制的学科和专业，非营利组织管理是否存在一些基础的、根本的概念，一些重大的、原创的理论,一条统摄的、贯穿的主轴，一个统辖性、全局性的框架，从而能够将非营利组织的内部运作（战略、项目、资源等）与外部环境（历史、文化、技术、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国际环境等）在学理上加以统一整饬，使之既可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又能相互配合、彼此呼应。笔者的《超慈善》一文和《中国慈善》一书便致力于回答该问题，当然，这种回答依然在路上。 学理上的疑惑反映着现实的困境。此种困境生动体现在“非营利”“非政府”的自我指称中。我们不会将“骡子”定义为“非驴”“非马”，但是我们却将自己所致力于的组织和领域命名为“非营利”“非政府”，从而使之陷入了“非驴”“非马”的窘境。“非驴”“非马”窘境提出的根本问题是：非营利/非政府是一个独立的、自成一体的“物种”吗？该问题关乎本领域研究者与从业者的自我认知问题，也关乎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对该领域的接纳认可问题，*终关乎非营利/非政府组织和部门的合法性问题。笔者的《义利之辨：基于人性的关于公益与商业关系的理论思考》一文即从人性论、价值观、资源运用规范、微观组织形式、宏观运行机制等由里及表的多个方面探讨了公益慈善/非营利/非政府的合法性、必要性与独立性。但这依然只是**步。 本书的“中国化”不足，主要表现在本书现行框架下具体内容多是源自西方的舶来品，其本土化、中国化程度远远不够。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许会直观感受到，本书的主要编制策略是博采众长，广泛借鉴西方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并结合非营利组织管理的现实与中国非营利实践的案例素材，以弥补其“中国性”不足的缺憾。但不得不说，这种学术中国化、本土化的努力才刚刚开始。 中国具有深厚强韧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慈善历史、独树一帜的政治经济体制，它们构成了中国公益慈善/非营利实践独特的外部环境，塑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社会关系、公益商业关系、公益慈善实践、非营利部门系统结构，以及更为深层的公益慈善参与和行动方式背后的历史传承、行为动机、理念价值等。这种特色与差异既需要从学术上加以总结概括，也需要知行合一，主动对中国的慈善历史文化遗产加以活化，并与当下中国的公益慈善/非营利实践进行有机结合。笔者所主持的“体用”视角下的慈善文化行动性研究便致力于这一理想目标和行动路径。 概言之，在组织管理的普遍性的基础上走向非营利组织管理的独特性，在非营利组织管理的普遍性的基础上走向中国非营利组织管理的独特性，是本教材下一步修订的具体操作方向。将这些遗憾记于此处，既是对作者后续思考与行动的勉励，也希望其能够给予读者些许启发，如此则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