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欧洲丛书法国大革命:阶级战争抑或文化冲突(第2版)

（四）公共领域与公共舆论 当时许多人认为，法国大革命是由启蒙思想家阴谋策划的，下述观点并不妨碍他们的这一信念。例如，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于1790年在《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中论述说：“我从各方面都听说有一个自称是哲学家的阴谋集团，在*近法国发生的许多事件中博得了荣誉；他们的见解和体系成为所有这些事件的真正的指导精神。”法国大革命日益发展的激进主义思想将欧洲人的思想分化成左派和右派，阴谋集团的传言也如雨后春笋般蔓延开来。尽管这些偏执的幻想经受不住学术分析的考验，但法国大革命必定起源于启蒙运动的观点则在较长的时间里一直保有影响力[117]。然而，近年它受到了挑战，不仅是因为启蒙思想家绝不是旧制度的激进反对者，也还有方法论上的原因。有人指出，仅仅因为发生年代的先后顺序而认定法国大革命是由启蒙运动“引起”的，这是一种常见的后此谬误，即认为在此之后，因而必然由此造成（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急于下定论的分析者往往会掉入这个臭名昭著的陷阱。实际上，有些大胆的人物已将这种关系逆转过来，认为是法国大革命造就了启蒙运动，而不是启蒙运动造就了大革命[96]。这并没有乍听上去那样荒谬，因为确实，一旦革命者声称启蒙思想家是他们自己人，我们必定会用一种歪曲的视角来审视他们已经显而易见的先驱。 后修正主义学者也不接受法国大革命可能具有思想起源这种观点[94]。相反，他们提出了一种文化上的解释。我们如果要了解他们的方法和结论有何独到之处，首先必须了解他们的词汇。我们尤其有必要了解某些使用频繁但极少予以阐释的关键词，特别是“文化”“政治文化”和“话语”（discourse）等。历史学家喜欢用诸如“诠释学”（hermeneutics）或“物化”（reification）等很难让人理解的词来体现自身的文化修养；相比之下，前面这类关键词虽然也是历史学家爱用的词，但看上去十分浅显易懂，没有一点陌生感。不过即便如此，仅凭常识去理解这一类词汇是远远不够的。 这些“同形异义词”（faux amis）中*难以捉摸但也*重要的是 “文化”一词。例如，“你可以让一个妓女有文化，但你无法让她思考”（多萝西·帕克），“当我听到‘文化’这个词时，我便伸手去拿左轮手枪”（赫尔曼·戈林），以上两句话中的文化都不是指普通意义上的“文化”。绘画、文学或音乐等意义上的“文化”，起源相对较晚，在19世纪晚期才开始普遍使用。后修正主义历史学家所指的“文化”是源自人类学定义的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18世纪，文化一词开始进入欧洲大多数语言之中。*初使用该词时一般将其作为“文明”（civilisation）的同义词和“野蛮”（barbarism）的反义词，后被德国理论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提炼加工，用以形容特定时代特定地区的特定社会。赫尔德认为每个民族（Volk）都拥有自己的习俗、制度、价值观念和特性，并且每一种文化都和其他文化一样行之有效。因此，他也认为，每种文化都应该基于各自的情况，从内部以同情的眼光予以看待。 我们无法详细陈述这一概念的一步步发展，只要说明在19世纪晚期“文化”一词已经具有现代人类学上的含义就足够了。爱德华·泰勒爵士（Sir Edward Tylor）在《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1871）中对文化在现代人类学上的定义做出了*佳表述：“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这似乎是一个十分大的范畴，几乎能囊括所有一切。当它的自主地位得以确立，它便具有了更大、更准确的含义。以文化为名的“复杂的总体”不是由社会的物质条件所决定的，也不是建立在经济生产力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相反，它是独立存在的。当然，它受到气候或地理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但它的动力是自发产生的，并且是“自我指涉”的。这就是说，文化的组成部分获得意义，并不是因为该部分与某种外部的所谓更根本的现象有所联系，而是因为它与文化内部的其他组成部分有所联系。当然，这使得那些赞成这一文化定义的人与马克思主义者相龃龉，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认定文化是由阶级身份决定的。甚至连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这样一位敏锐且非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坚持认为，经济结构必须被看作“一条主线，文化便是沿着这条主线编织起来的” [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