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边缘话题·第五辑:陈寅恪·自由独高标

　　**章 凭栏一片风云气　　——山河岁月，波澜人生　　**节 从“读书种子”到四大导师　　1．在留日大潮中　　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击穿了大清帝国深闭固拒的铜关铁锁，也催醒了一部分优秀士人去睁眼看世界。随着1901年更加屈辱的《辛丑条约》尘埃落定，“救亡图强”成为时代主旋律，一批批青年学子跨海渡洋，去向打败了中国的“先生”——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偷经学艺，以期收拾山河，振兴中华。这时，已从南昌移家江宁（南京）的陈三立也打算将两个儿子——衡恪、寅恪送往日本求学。他在1901年秋冬之交（《辛丑条约》刚签订不久）写有七律《晓抵九江作》以抒心志：　　藏舟夜半负之去，摇兀江湖便可怜。　　合眼风涛移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　　鼾声邻榻添雷吼，曙色孔篷漏日妍。　　咫尺琵琶亭畔客，起看啼雁万峰巅。　　这是一首直指《辛丑条约》的嫉世忧时之作，是没有问题的。其颔联、颈联直吐胸中愤懑而破腔排空，苍凉悲切又怀有希望。末旬那高翔于“万峰巅”上的“啼雁”，正是其希望所寄。诗中“曙色”“啼雁”，既泛指当时的留洋或留日浪潮，又暗喻即将投入这一浪潮的两个爱子——他们既是国家复兴的希望，也是白戊戌维新以来遭到重创的义宁陈氏家族再度崛起的希望。　　中日甲午战败后，举国震惊之余，人们开始瞩目日本。陈宝箴、陈三立倾力参与的戊戌维新运动便以日本为效法对象。日本政府为缓和甲午之后的对立情绪，遂邀请中国派遣学生留日。1896年，驻日公使裕庚因使馆工作需要，招募戢冀翠、唐宝锷等十三人到日本留学，开留日之先声。到1900年，留日学生总数已达一百四十三人。　　从1901年起，鉴于《辛丑条约》带来的困境，清政府大力提倡青年学生出国留学，并许诺留学归来分别赏给功名、授以官职。1905．年，清政府又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出国留学遂成为知识分子救亡图存与发展自己的一条出路。而日本政府则企图通过留学生来培植它在中国的势力，顺带获取一些外汇；日本中下层人士希望和中国友好，加强文化交流，也主张吸引中国留学生赴日。在两国朝野的鼓动下，一时留日学生势如潮涌。据统计，1901年留日学生人数为两百七十四人，1902年夏为六百一十四人，1904年为一千四百五十四人，1905年冬为两干五百六十人；1906年夏为一万二千九百零九人，年底达一万七千八百六十余人，为留日学生人数的*高峰。　　1902年3月24日，年仅十三岁的陈寅恪，在南京长江码头登上了日本轮船“大贞丸号”，幸运地成为皇皇留日大潮的一员。　　作为世家子弟的陈寅恪，虽然家世已经没落，但仍能靠着亲戚的关系来赢取这次赴日留学的机会——尽管只是白费。这样的机会，举目四万万中国人不是谁想有就能有的。为他带来幸运的是他的亲舅舅俞明震。　　俞明震（1860—1918），字恪土，在陈寅恪出生那年的1890年中进士。这进士好像是专为小陈寅恪中的一样——在陈寅恪十三岁这年，俞明震已凭进士资历做了江南（南洋）陆师学堂兼附矿务铁路学堂的总办（即校长，实于1901年就任）。其时俞明震受两江总督刘坤一委派赴日本视察学务，兼送江南陆师学堂及附矿务铁路学堂二十八名学生官费留学日本，于是顺便把两个外甥陈衡恪、陈寅恪送出国门，带到日本。　　陈寅恪后来回忆说，他于赴日途中，在上海碰见了李提摩太——就是那位先前在中国大力鼓吹西学，狂热支持维新变法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用熟练的汉语夸奖陈氏昆仲的此次东洋求学：“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能得到这位差点成为光绪皇帝顾问的洋人如此称赞，少年陈寅恪当然“甚喜”；但当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还不在此，而是这位“老外”那口流利的京片子（即北京话）。这件看似不经眼的事，却成为以后陈寅恪去发奋通晓二十多国外语的一个重要诱因。　　陈寅恪抵日后，即与长兄衡恪一道，以舅舅俞明震家族随员的名义，获日本外务省批给的“家族滞在”签证，以“听讲生”的身份，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同学中有周树人（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始用笔名鲁迅）、林伯渠、李四光等。是年底，衡恪获官费留学生名额，仍在弘文学院补习日语。两年后，即1904年夏，陈寅恪在暑期中返回祖国，同仲兄隆恪一同正式考取官费留日。是年秋，他再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1905年冬，陈寅恪因脚气病日益严重，已不能再坚持学习，遂于寒假之时，与陈衡恪、隆恪一道从东瀛归国，此后再未踏上前后呆了三年多的这片所谓“日出扶桑”之土。不过衡恪、隆恪则于1906年返日继续求学，相继获得大学文凭；周树人、林伯渠、李四光等也先后学成归来，只有陈寅恪仅为弘文学院的高中肄业生，没有文凭。　　陈寅恪求学日本的三年多是否失败了呢？不然。**，这三年多，他已全面掌握了日语，这是他平生精通的**门外国语言。第二，在这三年多，他大体了解并能剖析日本历史和社会风俗的流变及现状。第三，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对日本学术文化的由来、特点及其内容作了较深入探讨。因为有了这些铺垫，陈寅恪尔后才能顺利完成像《元白诗笺证稿》这类涉及日本文化的力著。更重要的是，由于陈寅恪对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心理具有深刻认识，所以后来方能在抗战未起之时即识透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抗战中坚持民族大义，抗战末期为盟军出谋划策。　　尽管如此，从当时的表象看，陈寅恪在日本的三年多求学可谓星光暗淡，这让望子成龙的陈三立颇为不甘，一直耿耿于怀。这反倒为陈寅恪更多的留学经历开启了大门，为他更远更开阔的读书之路留下了空间，为其*终修炼成“读书种子”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