砖石之道:建筑改变人类生活

E.1027，法国马丁岬：建筑与性（节选，注释从略） 在法国蔚蓝海岸（Riviera）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漂浮着一个深色圆点，海面仿佛被划开一道伤口。海浪缓缓地将这个物体送到岸边——20世纪建筑巨匠柯布西耶的遗体，就这样躺在了沙滩上，在悬崖上那栋令他魂牵梦萦数十载的别墅的俯视下，好似享受着日光浴。有人推测，柯布西耶在1965 年8 月的死亡，是自杀之举。就在此前不久，他接连失去了母亲和妻子，他变得郁郁寡欢，曾对一位同事说：“在游向太阳时死去，该多么美好啊！”不过，本章将要讲述的并非关于死亡的故事，而是关于爱——与性。这个故事诉说的，是柯布西耶对悬崖上的房子的迷恋，以及他对这栋房子的设计师艾琳?格雷（Eileen Gray，1878—1976）的怨恨。一动不动的磐石似乎是活生生的肉体的对立面，丝毫勾不起性欲，而本章将要揭示的，恰恰是建筑物的性密码，以及建筑物的煽情能力。这个故事里，有为情人建造的房子，有阻挡爱情的结构体，还有迷恋建筑物本身的人。尽管故事中的有些人物固然颇为极端，比如嫁给柏林墙的女人，但在现实中，无可否认的是，人们的性生活大多都发生在建筑中。那么，建筑物对于人类的性欲究竟有什么影响呢？ 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回到刚才描述的场景：阳光普照的沙滩、名人遗体，以及*重要的——悬崖顶上的别墅。位于马丁岬（Cap Martin）的这栋房子虽然是格雷的**个建筑作品，但设计得出色至极。整栋别墅通体白色，宛若一艘搁浅在岩石上的远洋渡轮，露台和窗户俯瞰着下方的地中海。家具和装潢延续了航海主题，灵感均来自搭乘轮船与火车旅行的浪漫色彩——格雷称之为“露营风格”。得益于格雷的精巧设计，室内空间达到了*大化：抽屉旋转开合而非推拉，床可折叠入墙，整间房子犹如在跳机械芭蕾舞，旋转着、滑动着，绽放出生命力。 然而，这栋房子不单单展现着令人赞叹的技术，它还是一首爱情诗，是格雷送给伴侣让?巴多维奇（Jean Badovici，1893—1956）的礼物。“E.1027”是他俩名字的加密组合：E代表艾琳（Eileen），数字10、2、7分别代表英文字母表中的第十个字母“J”（Jean）、第二个字母“B”（Badovici）和第七个字母“G”（Gray）。矛盾的是，格雷越用不露声色的公式掩饰两个人的关系，就越彰显出自己神秘莫测的个性。即便是密友，也对她的内心世界知之甚少，她在晚年还毁掉了大部分私人信件。她对自己的情感生活只字不提，但她似乎是个热爱冒险、不受传统束缚的女人。 年轻的时候，格雷就离开了爱尔兰的贵族家庭，前往五光十色的巴黎。在那里，她学习艺术，并混进了移居海外的女同性恋圈，与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和朱娜?巴恩斯（Djuna Barnes）皆有交往。此间，她与法国知名女歌手达米亚（Damia）坠入爱河。达米亚生活奢侈，以用皮带遛宠物花豹而闻名。和格雷交往时间*长的恋爱对象，是比她小14岁的建筑评论期刊编辑巴多维奇。1924年，他请格雷为他盖一栋房子；1929年房子落成后，几乎每年夏天两人都在那里度过。他俩把这栋房子当作情侣的隐居之所，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房子的设计。中央的起居室也可以用作卧室，和格雷早期设计的“闺房”（bedroom-boudoir，“boudoir”原指女性私人的起居室、更衣室和卧室）异曲同工，而房间的重点是可以展开为一张床的大沙发。 格雷在沙发上方的墙上贴了一张航海图，上面写着波德莱尔的诗作《遨游》（L’invitation au voyage）。这首诗的主题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 我的孩子，我的姐妹， 想想多甜蜜， 到那边一起生活！ 尽情地爱， 爱与死， 在那和你相似的国度！ ………… 那里有秩序与美， 奢华、平静与欢愉。 波德莱尔描述的几乎就是马丁岬上这个俯瞰大海的隐秘之所。这首诗继续写道： 家具在闪光， 被岁月磨光， 装点着我们的卧室。 与波德莱尔笔下古色古香的家具不同的是，在E.1027闺房中的家具，闪耀着镀铬和玻璃的机械光感。 格雷并非一贯热爱科技。她*初因新艺术漆器家具设计而成名，例如，她曾设计出一把扶手像蛇一样弯曲着的椅子，后来这把椅子由伊夫?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收藏。在巴黎时，她曾师从一位日本工匠学习漆器工艺。漆器制作过程漫长，需要一遍遍地涂抹、一层层地晾干。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放弃了后来被她戏称为炫技手段的漆器工艺，转向受风格派（De Stijl）影响的立方体形式。在E.1027，她的现代主义风格家具登峰造极，并开始演化出新式玩法——消失。她的作品一部分采用“露营风格”，可折叠、可携带，不甚显眼；与之相对的则是另一个极端，即可收进墙里，或看似就是墙体。这些家具顽皮地展现出她在室内设计师与建筑师之间的转换：二者互为依存，相得益彰。 格雷设计的屏风，*能体现其家具/建筑作品间暧昧的界线。格雷在职业生涯中设计过许多屏风，自宅里也经常使用。这些屏风多是半透明的，有的由纤维素（cellulose，即早期的塑料）制成，有的由金属丝网制成。其中，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一件知名作品以黑色漆板制成，每块板子均以钢轴为中心、可旋转。这件家具来源于她为巴黎洛特大街（rue de Lota）的一间房子设计的门厅。这个门厅两侧排列着形状相似的镶板，望向大厅的尽头，镶板似乎会向内弯曲并碎裂。顺着门厅往前走，就好像从街道的公共区域进入室内隐秘幽暗的深处，会感觉建筑物本身也碎裂了。 格雷由此发展而来的“砖屏”（brick screen），进一步迈向了移动建筑：原本坚固的墙面被分解成可操作的单元，使观者可以看穿这道屏障。原本静态的、不透明的建筑，在格雷的建筑作品中，被分解为活动的、透明的。她的屏风将建筑与家具、看得见与看不见、隐私与公共分隔开来，又整合在一起。这其中隐含着与性的巨大牵连。在历史上，建筑物一直被用来遮挡性活动，性生活通常隐藏在卧室的四壁之内。格雷的房子则展示了当这些墙倒塌后会发生什么。 格雷在E.1027 中沿用了屏风，*显眼之处是在前门。E.1027的入口处有一个弯曲的柜子，它延长了进入建筑物的体验，并遮住了客厅。格雷以凸显感官性的、近乎色情的文字描述了进入这间房子的体验：“这是一种转换过程，它让即将看见的东西保持着神秘感，让这份愉悦悬在半空中。”她还用过一种更具弗洛伊德色彩的描述：“进入一间房子的快感，就好比进入一个会在你背后关闭的嘴巴。”屏风能延长进入房间的过程，此外，还能为居住者挡住访客的目光，并展现中央空间的暧昧性——既公共又私密，既可用来做爱，又可用来接待客人。门厅里三个涂鸦而成的句子，似乎是要让访客放慢脚步。客厅的入口处写着“entrez lentement”（慢慢进入）；服务区的入口处写着“sens interdit”[字面意思为“禁止进入”，但听起来像“禁止感受”，或“不禁止”（sans interdit）]；大衣挂钩下方写着“défense de rire”（不许笑）。格雷的趣味提示意在警告漫不经心的访客注意自己的行为，不要打扰到住在里面的人，以免造成尴尬，似乎也同时暗示着，在这个如天堂般自由的情侣隐居之所，百无禁忌。 E.1027的一位常客是巴多维奇的密友，名叫夏尔-爱德华?让纳雷（Charles-??douard Jeanneret），这个人后来给自己取名勒? 柯布西耶。 ………… 巴别塔，巴比伦：建筑与权力（节选，注释从略） 1917 年3月，英国军队挺进巴格达，占领了前奥斯曼帝国的重要油田。这迫使德国考古学家罗伯特?科尔德威（RobertKoldewey）离开了20世纪*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古巴比伦城。1898年以来，科尔德威一直在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一带进行考古发掘。这片肥沃的“两河流域”曾是古巴比伦王国所在地，也是考古界认定的文字、建筑和城市的诞生地。当时，科尔德威已将宏伟的伊什塔尔门（Ishtar Gate）运回柏林，并开始挖掘空中花园（Hanging Gardens）遗迹（后来证明，这处遗迹并非空中花园）。 他*有趣的发现之一是一个矩形坑，坑里满是死水。与装饰着闪闪发亮的蓝色瓷砖的伊什塔尔门相比，这个坑在形态上显得逊色，但它依然引人注意，因为它是几千年来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建筑物——巴别塔（Tower of Babel）——的地基。建造这座塔的巴比伦人称这座塔为“七曜塔”（Etemenanki），意为“天地之基的神塔”。巴别塔是一座巨型塔庙（阶梯式金字塔形神庙），顶部设有一座供奉马尔杜克（Marduk）的神庙。传说中，马尔杜克长着胡须，令人生畏，他不仅是人类的创造者，也是巴比伦的守护神。尽管早在耶稣基督诞生前的好几个世纪，巴比伦城和它的守护神就消失了，但巴别塔却借由绘画、传说、战争和革命，在人类的想象中徘徊了2000多年。巴别塔是一个有力的双重意象，代表了建筑与人类在权力上的博弈。解读这一意象时，既可以说巴别塔压迫了被迫建造它的人，也可以说，是巴别塔解放了他们，使他们团结起来，竭力守卫自己的权力。 这座建筑的正反两面，好比相对而立、相互映照的一对双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走向永恒。巴别塔、巴士底狱、世界贸易中心……在历史长河中，人类不断兴建像巴别塔这样的纪念碑式建筑。这些建筑将权力彰显得淋漓尽致；类似的，监狱、宫殿、国会或学校建筑，亦是权力的载体；即便是服务于平民百姓的建筑，无论是住宅还是花园小屋，无不在日常生活中或隐或显地传达、维系着权力关系。在建筑与人类的历史中，权力是个频繁出现的主题，本章将围绕宏伟的建筑，讲述它们经受过的反抗，无论这反抗发生在巴黎、纽约，还是巴格达——巴别塔遗迹就位于巴格达的一处大型油田上。今天，石油是世界上*强大的权力载体，而石油的故事也与建筑的历史紧密相连，跌宕起伏。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曾写道：“石油的故事跳出了五幕剧的传统叙事：在当今世界，灾难并非以线性方式展开，而是暗藏在循环不断的危机中，其间力挽狂澜的‘英雄’随着灾难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同样，巴别塔的故事中也主角众多——劫机者、考古学家兼间谍、反传统者和国王。”那么，就让我们进入时光隧道，沿着入侵伊拉克、“9?11”事件、世界大战、巴别塔的再发现、在中东寻找石油的轨迹，回到圣经时代的开端。 巴别塔*为人熟知的故事出自《圣经》。据《创世记》所述，鸿蒙初辟，人类聚集一处，决定建造“一座高塔，塔顶通天”，“以立我名，以免走散”。但是，当上帝注意到他创造的人类在搞什么名堂时，他表现出了一贯的小气。“看，”他抱怨道，“人类已然成为一体，还使用同一种语言；然后他们就开始搞这个，以后他们岂不就无法无天了?!”为了制止人类的滑稽行为，上帝给了他们不同的语言，并把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上帝在那里打散了人类、搅乱了语言，因此那座城名为巴别。” 这则简练的故事阐明了建造者的乌托邦愿景，也表现出了建筑终将面临的局限。这个故事通常被理解为对狂傲的警示，比如公元1世纪投靠罗马的犹太人弗拉维奥?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就是这样解读的。他误认为当时领导巴比伦的是诺亚的曾孙暴君宁录（Nimrod），这个暴君要人民相信他们自己掌握着获得幸福的权力，而无须依靠上帝。“他还说，如果上帝想再次淹没这个世界，他就会找上帝报仇；为此，他会建造一座高塔，高到水无法没过！这样，他就可以找上帝报毁灭祖先之仇！”这种解读无疑巧妙地归纳了建造者的动机，但若仔细琢磨这则圣经故事，便会发现它并没有明确指出狂傲就是人类的罪行。故事看似简单，却有模棱两可之处：究竟是巴别塔的建造者还是报仇的神祇在为人类谋幸福？从前者的视角看，巴别塔体现着人类的团结，上帝阻止建塔是因为他心生嫉妒，不容任何人挑战他的权力；从后者的视角看，故事或许暗示着上帝将人类从巴比伦暴君的统治中解放了出来，使他们免于为一个巨大而无用的形象工程卖苦力。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在建筑史上比比皆是：建筑既可以赋予人类权力，也可以奴役人类。有时，这种两面性会体现在同一个建筑中。 巴别塔不单单是一个寓言，其中亦含有历史事实。实际上，犹太人与巴比伦城的渊源颇深，即便这是他们不情愿的。经历了“巴比伦之囚”50年的漫长岁月后，犹太人揭竿而起，想要推翻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的统治，但以失败告终。作为一个复兴伊始之帝国的统治者，尼布甲尼撒在他的奴隶大军的“少许”帮助下，曾耗时多年重建首都，企图重现昔日的辉煌。大兴土木是控制等级森严的社会的一种方式，类似埃及金字塔、中国长城、斯大林的白海运河（White Sea Canal），尼布甲尼撒的工程完全是由囚徒完成的，苦命的他们就像后来在埃及的犹太人一样，“和泥做砖，痛苦劳作”。 随着重建工作的开展，尼布甲尼撒打造出了一座崭新的都城，重建了毁于公元前689年亚述人入侵时的金字塔形神庙。这座巨大的神庙矗立在都城中央，供奉着马尔杜克神。巴比伦人花了一个世纪来重建巴别塔，终于在尼布甲尼撒统治期间，在塔顶建起了一座贴着蓝色瓷砖的神庙。巴别塔矩形平面的比例，很可能依据的是被希腊人称为“飞马”（Pegasus）的星座。古老的碑文用“直抵星辰”来描述巴别塔，而对于祭司来说，高塔顶部的神庙或许是个绝佳的观星台。这是让建筑与文化（包括信仰体系及统合文化的高压政治）融为一体的一种方式，即让建筑看似属于恒定的、无可置疑的大自然的一部分，成为第二自然。由此，尼布甲尼撒的皇权也被赋予了不可撼动之感，就像塔顶坚固的庙宇与恒定的星座轨迹一样。类似的建筑会对民众形成一种威慑，让人觉得现行的体制应该永远存在下去。正是出于这个考虑，许多银行、政府和大学建筑都模仿了古代神庙。 除了大兴土木外，尼布甲尼撒也破坏建筑。公元前588—前587年，为了报复犹太人起义，他夷平了 犹太教中*神圣的耶路撒冷圣殿。随后，他将犹太人全部驱逐到自己所在的城市，以便密切监视这些不服管教的反叛者。这就是犹太人大流散的开始：大批犹太人离开了应许之地，难怪他们对殖民统治者兴建的建筑有着持久的负面记忆，并梦想着尼布甲尼撒的都城被神所灭。先知耶利米（Jeremiah）可能也曾被困巴比伦城，他曾做出可怕的预言，指出这座骄傲的城市终将灭亡：“这片土地将会战栗，将会贫瘠；造物主对巴比伦的旨意立定不移，要使巴比伦成为一片荒凉的无人之地。”《新约》结尾处，耶利米的预言再次出现，在这里，巴比伦城幻化为一个骑着七头兽的女人，做了*后的亮相。圣约翰想象中的巴比伦，影射的是彼时迫害基督徒的罗马。直接批判罗马似乎太冒险了，但其所传达的信息相当明确：“倾倒了！那座叫人喝淫乱之酒的巴比伦城倾倒了！。”至此，巴比伦已沦为罪恶之城。几千年来，巴比伦一直是城市罪恶堕落的代名词——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在1847年将伦敦称为“现代巴比伦”。拉斯特法里教（Rastafarianism）及受其启发的雷鬼（reggae）音乐，则将“巴比伦城”这一形象延伸至整个西方社会文明，以之指代由堕落为腐败官僚的自然人（natural man）构成的社会环境。 几个世纪以来，前往美索不达米亚的基督徒在思考巴比伦的灭亡时，总是绕不开这些圣经故事；与古埃及留下的灿烂遗迹不同，巴比伦的“缺席”才是意义所在。这片荒芜的沙漠向人们证明了《圣经》的真理与有力的政治寓言，用16世纪德国旅行家莱昂哈德?劳沃尔夫（Leonhard Rauwolf）的话说，巴比伦城的覆灭是“给所有狂妄自大的暴君上的*有力的一课”。这话其实不无道理，因为*终的确是狂妄自大摧毁了巴别塔，无须任何神祇的干预。亚历山大大帝自称是神，他狂妄自大，南征北讨时曾指定巴比伦为帝国首都。巴比伦城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无疑令自我膨胀的他青睐有加，在妄想症的指引下，那长达8.4公里、厚达17—22米的巨型城墙，更是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然而，当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31年进入这座城市时，却发现它已风光不再，巴别塔也破败了。于是，和之前的尼布甲尼撒一样，他决定重建巴别塔。但亚历山大大帝向来不是一个喜欢折中方案的人——他所谓“重建”，指的是从零开始。他命令一万人清理遗址，计划在两个月内用手推车运走成堆的泥砖。可刚过了一个月，他就去世了，年仅32岁，重建工程遂就此作罢。 《圣经》没有详述巴别塔的外观，我们可以通过其他资料大致了解一些。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称巴别塔共八层，塔顶有一座神庙。公元前229年的一块楔形石碑大致证实了他的描述。不过，希罗多德不太可能亲自去过巴比伦，他的描述是为了证明希腊对抗波斯之战的合理性，仅仅是拼凑了一下各种谣言，并不可靠，其中还含有一则神下凡与女祭司在巴别塔顶交媾的故事。这些不严谨的文字为后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曾将巴别塔描绘成一个盘旋上升、直抵云霄的圆形多层高塔，其中*著名的当数老彼得?布吕赫尔（Pieter Bruegel）1563年的一幅作品：画面中矗立着一座怪异的巨塔，四周景观完全没有中东味道，看起来倒更像是荷兰。这座塔的一部分看起来像是由原生岩石建造的，代表着建筑与自然的终极合一；画面的前景中，建筑工人暂时放下了手中的工作，向君主跪拜行礼。 巴比伦全凭后人想象，因此它的样子往往和压迫者的形象如出一辙：在圣约翰撰写的《启示录》中，巴比伦既压迫犹太人，又指代压迫基督徒的罗马帝国。1520年，巴比伦又有了新的指代——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写道：“天主教会是真正的巴比伦王国，是的，一个真正的反基督王国！”从那以后，新教徒就一直把罗马教会比作巴比伦。对布吕赫尔而言也是如此，因为身为荷兰人的他，彼时正受着西班牙帝国的统治，于是他便让罗马与巴比伦相呼应。画面中，圆形高塔上的圆拱，就像12年前他造访过的罗马斗兽场遗址，而罗马亦是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统治者天主教信仰的重镇。但在彼时的荷兰，新教正在崛起，西班牙统治者强制人民信仰天主教的行为激起了民愤。和建造巴别塔的人一样，天主教徒在宗教仪式中也使用同一种语言，即拉丁语，而新教徒则使用多种语言。对于西班牙统治者强加的这种统一性，低地国的新教徒是无法忍受的。值得一提的是，巴别塔的修建并未完工，事实上也无法完工，因为修建塔顶时，地基就已出现裂痕，且没有一层是完整的。在布吕赫尔眼里，西班牙统治者与巴比伦统治者一样傲慢自大，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在布吕赫尔画完那座摇摇欲坠的烂尾巴别塔不过三年后，荷兰就爆发了一场“破坏圣像运动”（Beeldenstorm）。许多参与者是加尔文教徒，这是因为此前不久西班牙对他们的“异端信仰”进行了镇压。流亡到英国的天主教徒尼古拉斯?桑德（Nicolas Sander）目击了亵渎安特卫普圣母大教堂事件： 这一新教的信徒推倒雕像、污损画像，遭殃的不仅仅是圣母像，而是当地的所有圣像。他们撕毁帘幕，将铜制与石制的雕塑统统捣毁，砸掉祭坛，破坏各种饰布，拧弯铁架，拿走或毁掉圣杯和法衣，抠出墓碑上的黄铜，砸碎玻璃，连柱子周围供信徒坐的椅子也不放过……他们把圣坛上的圣体踩在脚下，还在上面（简直难以启齿！）撒尿 撒尿抗议很快蔓延至整个荷兰。历史学家彼得?阿纳德（Peter Arnade）详尽地记录道：“林堡（Limburg）一个叫伊萨伯?布兰切特（Isabeau Blancheteste）的人在神父的圣杯里小便；在斯海尔托亨博斯（’s-Hertogenbosch），破坏圣像者对着神父的衣柜如法炮制；在安特卫普外围的许尔斯特（Hulst），一名破坏者把卸下来的十字架扔进了猪圈；库伦伯赫伯爵（Count of Culemborg）把圣饼喂给了宠物鹦鹉。”除了破坏文物外，还发生了亵渎权威事件，仿佛一场狂欢：一名抗议者兴高采烈地把一个雕塑头朝下地浸入洗礼盘，还大喊着“我给你施洗！”。在安特卫普，人们朝游行队伍中一尊著名的圣母雕像边扔石块边喊道：“小玛丽，小玛丽！这是你的*后一次了！” 通过清除教堂和公共场所带有西班牙及天主教色彩的痕迹，破坏圣像者希望净化专制统治之下的建筑与国家。但没过多久，帝国政府便开始反击，成立了地方宗教法庭，约有1000人被以别开生面的方式处决。例如，一个名叫伯特兰?勒?布拉斯（Bertrand le Blas）的人曾在做弥撒时抢走了牧师手中的圣饼，并把它踩在地上，后来他在海诺特（Hainault）的主广场被折磨致死：先被烧红了的钳子烫，这是前奏，然后被拔掉舌头，*后被绑在一根柱子上以文火慢慢烤死。但是新教徒并没有就此作罢。在接下来的“80年战争”（1568—1648）中，荷兰分裂成两个省——北方以新教徒为主的荷兰共和国（Dutch Republic）省脱离了西班牙统治，成为今天的荷兰；天主教徒众多的南方起初仍属于西班牙，后来发展为比利时。与圣经故事中的情节不同的是，“破坏圣像运动”是人（而非上帝）通过破坏代表暴政的建筑来反抗暴政。200年后，法国人则更进一步，直接推翻了暴政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