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命运

新版序 梁文道 1961年2月14日上午11点40分，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派人闯入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住宅，搜查一份书稿。结果他们不只带走了那本书的打字稿，还没收了和它相关的草稿和笔记，甚至就连打出这本书的打字机与碳纸都不放过，行动规格形同逮捕一个活人，只不过他们这次要逮捕的是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生活与命运》，后人管它叫“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格罗斯曼很清楚自己写了些什么，当初他投稿给杂志社的时候难道没料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吗？这是后来一些学者争论的细节问题，我们先且别管，还是回到1961年情人节那场“逮捕”事件的现场，看看格罗斯曼事后的反应。他直接写了一封信给苏联zui高领导赫鲁晓夫抗议：“有什么理由让我人身自由，却逮捕了这部我为之呈献生命的书？” 当局似乎很在乎这位作者，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朝而不倒的苏共意识形态负责人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亲自接见了他。以外表斯文谦逊、彬彬有礼而著称，但又深沉冷峻的苏斯洛夫这样子对格罗斯曼说：“我没有读过你这本小说，但我读了对它的评论和报告。……你为什么要把你的书加入到敌人对准我们的核武器当中？又何必让它引起大家关于苏维埃体制到底还有没有必要的讨论呢？……我可以直接告诉你，这本书在两三百年内都不可能有出版的机会。” 一部前苏联禁书，这个身份多少就能决定一本小说的命运了。在上世纪的六十到八十年代，这个身份或许可以让一本书在所谓的“自由世界”受到许多关注，读者通常会期待能在里头读到铁幕背后冷酷悲惨的真相，同时间接确认了自己的幸运与幸福（好在我没活在那一边）。只不过禁书太多，能从“社会主义阵营”这边侥幸逃到另一边去的书也不少，其中只有几个例子可以赢得大名，获得zui高声誉。例如《日瓦戈医生》与《古拉格群岛》，它们都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帕斯捷尔纳克zui后被迫拒绝领奖）。 问题是这样的背景也会反过来限制这类小说的生命。冷战结束，它们在很多读者眼中似乎就只剩下了历史见证的价值，别无其他。所以今天提起《古拉格群岛》和索尔仁尼琴，很多人都会露出一丝倦怠的神情，觉得那是本过时的书与一个过时的人。《日瓦戈医生》更是可悲，因为后来的文档证明，它在西方的流行原来与美国中情局有些关系，被他们利用，当做冷战意识形态争战的兵器，于是无奈沾染上一层政治污迹。 至于苏联这边就更不必提了，禁书自然是没人看得见的书（审查官员例外，他们大概是那个体制内读书zui多见识zui广的人）。苏联解体前后，虽然它们也曾火热过一阵，但很快就又被打回冷宫，因为“向钱看”的新一代实在没有太大兴趣去务虚地回顾历史，翻看那些昨天以前还没听过的书。所以曾经遭禁的文学，便和它们命运的对立面─那些得到zui高当局赞赏，赢了“斯大林奖”的作品，奇诡地共同进入历史，都没有人要看了。事后，无论是在俄罗斯，西方，还是中国，苏联文学仿佛都成了一个几乎不存在的物事。尤其对俄罗斯以外的一般文学读者而言，俄语文学好像只到二十世纪初为止。少数诗人之外，整个苏联似乎没剩下几个值得重读的作者。以中国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种情况特别奇怪，因为俄语曾是我们的主要外语之一，沙俄和苏联文学更曾是社会上的主要读物；可今天，它却只是一排排被置放在书架顶层的蒙尘典籍，“小时代”的大时代遗物。 所以《生活与命运》理应过时。一本前苏联禁书，书名土气（更像是十九世纪的产品），翻译成中文近一千页，全书有名有姓的角色超过一百六十人；更要命的，格罗斯曼的文风竟带着一股扑面而来的“社会现实主义”气息。这本书，甚至连它出版的时机都不太对。1980年瑞士首现俄文原版，读者自然寥寥。1985年英译本面世，当年索尔仁尼琴在西方已经红到发黑，名声渐走下坡，大家很容易以为它只不过是《古拉格群岛》的小弟，所以只有一小圈子的人看过这本其实和《古拉格群岛》非常不同的大书。而大部分写书评的，在报刊做文化版的，甚至连瓦西里·格罗斯曼这个名字都没听过。这也难怪，此时已故的他，毕竟不是个有海外公众知名度的异见分子，没有活着流亡、被人宣传的机会。相反地，他在公众面前大概还算是个“体制内作家”呢，曾经入围“斯大林奖”决选名单，二战期间为《红星报》写的战地报道更是风靡全国，得到官方肯定。这类作家，英语世界又怎么会对他感兴趣呢？身为苏联“作协”成员，格罗斯曼那被压抑的后半生是沉默的，《生活与命运》的遭禁亦是同样沉默，国内没有人知晓，国外没有人声张，一切安静。比较奇特的是，和英文版同年面世的法文本，居然一度成为畅销书，我猜那是法国独特环境所致，他们那时大概还会稍稍关心苏联是否是共产主义天堂这种老问题。 我在文字和电子媒体介绍书介绍了二十多年，很少遇到像《生活与命运》这样的作品，觉得推荐它是自己不能回避的道德义务。七八年前读到英文本之后就四处向人宣说，想它有机会在中文世界现身。终于到了去年，有机构愿意承担，重出这部不合时宜的巨著。“重出”，是因为编辑发现它原来早就有过中译，而且还有三种版本，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只是我孤陋无知而已。比如他们用做底本的这个版本，俄语文学翻译名家力冈先生手笔（另一个被人遗忘的名字，《日瓦戈医生》与《静静的顿河》的译者），原来的译名是《风雨人生》。力冈先生的译者序言zui后一段话是非常直白的吁求：“亲爱的读者，读读这部作品吧！它使人清醒，使人觉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人！使人知道怎样做一个人！”生不逢时，往往是许多好书被埋没的原因。《生活与命运》的三种中文译本全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两三年。当时，苏联解体已成事实，连带垮掉的还有几十年来的苏联文学；而中国这里，自然没有多少人想去碰这一千页的大书，直觉它是苏联版的伤痕文学，会看得叫人呵欠连连。 但是zui近十年，它的命运却忽然逆转，一下子又复活过来了，西方每一个评论家都拿它和《战争与和平》相比，并且纷纷奉上一本小说所能得到的zui高赞誉，比如说“我用三个礼拜读完，再用三个礼拜复原，在那段日子里我几乎难以呼吸”（琳达·格兰特语）。 **个拿它和《战争与和平》相比的，并非“别有用心”的西方人（这说法来自豆瓣网上的一则短评，那则评论的作者很不屑西方世界对它的赞誉，认为其背后“别有用心”），而是1988年俄文原版终于能在祖国出版之后的苏联评论界。当时就有人立刻宣告：“那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等待什么？当然就是等待另一本《战争与和平》。就像托翁为拿破仑入侵俄罗斯的战争写出了一部不朽巨著一样，更加惨烈悲壮的“卫国战争”当然也得配上同样伟大的作品。这几乎是他们自二战一结束之后就马上开始了的漫长期待，整个苏联文坛都在寻找接得下这份重担的候选者，好几代苏联作家也都努力地想要满足那份期望，于是一本大书接着一本大书地上市。只不过，它们似乎都还和《战争与和平》有点不小的距离。 《生活与命运》堪比《战争与和平》，zui表面的理由在于外形。都是写一场抵抗入侵的战争，都是人物众多、支线庞杂的大书，都以一个家族当作轴线，都是全景式的鸟瞰神目，都在虚构叙述当中夹杂议论沉思。但于我看来，格罗斯曼之所以无愧于前人，是他细致地写出了“战争”与“和平”这两种极端不同的状态，以及连接它们彼此的微妙联系；又在这战争与和平的双重境况当中，几乎让我们看到了苏联社会的全部细节。从斯大林、赫鲁晓夫这等史上留名的大人物（其中甚至还有一段关于希特勒的难忘描绘），一直到大草原上的牧民与农夫；从前线红军在漫天炮火当中的日夜生活，一直到后方官僚体系的具体运作；这个帝国的每一条神经线乃至它zuizui末梢的毛细血管，全都被格罗斯曼一根根挑选出来耐心检视。 …… （序言完整版请见四川人民出版社·理想国版《生活与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