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帝国与运河

自序 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对于运河与大唐帝国的关系有一个很锐敏的观察。如**五页说：“唐代自安史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至黄巢之乱既将此东南区域之经济几全加破坏，复断绝汴路运河之交通，而奉长安文化为中心仰东南财赋以存立之政治集团，遂不得不土崩瓦解，大唐帝国之形式及实质，均于是告终矣。”又**一五至一一六页说：“夫黄巢既破坏东南诸道财赋之区，时溥复断绝南北运输之汴路，藉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以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由于陈先生这种重要的指示，作者深感运河与唐宋国运关系的密切，故有此书的写作，作者在这里首先要对陈先生的启发敬志谢忱。 复次，说到本书的体裁，也得特别申明一下。有许多读者对于史学著作中引文的阅读，*感头痛，故作者特地把与考证有关的文字降低两格来写，以别于本文。如果读者时间来不及，或对于较小问题的详细考证不感兴趣的话，先把本文阅读一遍，也可得知书中的大意。可是，由于这种尝试，书中所述未免有多少重复，这实是无可奈何的事。 本书写成后，蒙傅孟真师、岑仲勉先生、梁方仲先生，及劳贞一先生分别审阅教正，衷心至为感激！至于地图的绘制，又得力于潘实君先生的帮助，亦当于此志谢。 全汉昇 民国三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章 绪论 隋炀帝因为要游幸江都而开凿的运河，完成不久以后，由于历史上其他因素的影响，在此后的六百多年内变为唐宋帝国的大动脉。这一条动脉的畅通与停滞，足以决定唐宋国运的盛衰隆替，其关系的密切简直有如真正的动脉之于身体那样。本书写作的目的，就在从动态方面考察这条动脉与唐宋帝国的关系。 隋炀帝自大业元年（605年）起开凿的运河，除由黄河北通涿郡的永济渠在本文中关系较小外，有三部分*为重要：（1）通济渠——自西苑（河南洛阳县西）引谷洛水到黄河，又自板渚（河南汜县东北二十里）引黄河水通淮河；（2）山阳渎——自山阳（江苏淮安县治）引淮水至扬子（江苏仪征县东南）入长江；（3）江南河——自京口（江苏丹徒县治）引长江水至余杭，入钱塘江。通济渠在唐代名广济渠，又名汴河，这是根据旧有河道开浚而成的。炀帝开凿以前的汴河，由黄河流至开封以东的雍邱附近便东流至徐州，再南流与泗水同入淮河。炀帝开凿的汴河，由黄河流至雍邱一段，完全与旧日汴河的河道相同，但到达雍邱附近后却东南流至泗州，入淮河。结果，南北水路交通干线大为缩短，故对于交通发达的贡献很大。此外，山阳渎也是根据旧有的河道邗沟开凿而成的。 不管运河开凿的动机是否像史书记载那样纯粹由于隋炀帝的游幸娱乐，为着要了解它在唐宋六百多年内所发生的重要作用，我们对于它开凿前后的客观形势有详加检讨的必要。 自从秦汉大一统的帝国崩溃以后，经过了四百年的分裂扰乱，到了隋唐宋时代，大一统的帝国又复出现。可是，这时的帝国在政治方面虽然像秦汉时那样大一统，在经济方面，因为经过许多历史潮流的激荡，却不复像秦汉时那样，而表现出非常剧烈的变动。在这种变动中有一个特征尤为显著，这就是经济重心的南移。 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在北方（较偏于西）。据《尚书·禹贡篇》的记载，古代北方的农业生产远胜于南方，其中记述各州田地肥沃的程度，分为九等，兹依次抄录如下： 雍州……厥田惟上上。 徐州……厥田惟上中。 青州……厥田惟上下。 豫州……厥田惟中上。 冀州……厥田惟中中。 兖州……厥田惟中下。 梁州……厥田惟下上。 荆州……厥田惟下中。 扬州……厥田惟下下。 水利灌溉对于中国西北黄土的生产力，有很大的贡献；因为由于黄土的多孔性和毛细管作用，只要得到充分水量的供给，它便可像海绵般吸收水分，把深藏在地底下的矿物质带上来，以便谷物的根来吸取。因此，中国西北的黄土，经过适宜的灌溉后，便成为*肥沃的土壤，可以生产多量的农作物。我们的老祖宗对于这个道理有深刻的了解，远在战国至秦的时代，他们已经在黄河上游大兴水利。例如在河南北部，史起利用漳水来灌溉的结果，原来不宜于生产的咸苦之地却一变而为稻粱的重要产区。《汉书》卷二九《沟洫志》云： （魏）襄王时……史起进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师古曰：赋田之法，一夫百亩也），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于是以史起为邺令。遂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 又如秦开郑国渠的结果，关中四万余顷沼泽咸苦之地，因得到充分水量的灌溉，生产量至为丰富。《史记》卷二九《河渠书》云： 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因此，当日关中土地的面积及人口的数量虽然只是全国的一小部分，其财富却占全国的十分之六。《史记》卷一二九《货殖传》云：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至于当日的南方，资源虽然非常丰富，但还谈不到开发，处处都表现出劳力不足，生产技术幼稚，资本蓄积贫乏的状态。同书《货殖传》云： 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偿也）费。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陏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苟且惰懒之谓）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总之，古代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而不在南方，这是没有疑义的。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在北不在南的情形，自隋代起发生激剧的变动。原来自汉末以后，由于大一统局面的瓦解，胡族的入侵，北方各地曾经长期蒙受惨酷的战祸。这些战祸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是土地的荒芜。固然，当战争停止时，有些土地也恢复生产，但要完全复元，却是不可能的事。北方土地的生产力既然日渐耗竭，到了唐宋时代，耕地的面积便一天比一天地减少下去。例如秦开的郑国渠，和汉开的白渠，在关中一共溉田四万余顷；及唐初永徽年间（650—655年），却只灌溉一万顷左右；其后到了大历年间（766—779年），更减至六千二百余顷。《通典》卷一七四云： 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关中沃衍，实在于斯。圣唐永徽中，两渠所溉唯万许顷。洎大历初，又减至六千二百余顷。比于汉代，减三万八九千顷。每亩所减石余，即仅校四五百万石（《新唐书》作“岁少四五百万斛”）矣。地利损耗既如此，……欲求强富，其可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