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英国美学研究

第二章 十八世纪英国美学的思想渊源 18世纪英国美学以趣味为其标志，着重从观者的角度探索审美经验的先天基础和运行机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审美经验心理学，尽管其全部内容并不局限于此。这种审美经验*大的特征就是非功利性，它源于感觉，却带给人一种内在快乐，这期间想象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对情感和想象的推崇直接引出了来的浪漫主义，并对整个欧洲的近代美学形成深远影响，甚至于当今天的美学家在批判传统美学的时候，实际上针对的就是源自这一时期的美学思想。18世纪英国美学之所以特殊，自有其特殊的缘由，*直接的原因就是它继承了之前的经验主义哲学传统，正是这派哲学中的心理学内容使随后的美学呈现为审美经验的心理学。这样的观点并不算错，但是必须要强调的是，仅仅是经验主义哲学还不可能造就 18 世纪的美学，因为后者的价值取向与前者可谓大相径庭。事实上，通过各种美学史著作，人们可以发现，在18世纪的欧洲，美学潮流普遍盛行，这种潮流必然有更深的渊源。明显的事实是，拉斐尔、米开朗琪罗等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各类美学著作中。在英国，莎士比亚的雅俗优劣之争也已然成为焦点。所以，我们应该从历史层面观察从文艺复兴以来艺术及其批评的状况和影响。同时，英国美学也确有区别于其他美学思潮的特色，这必然与英国特有的社会文化语境密切相关，那就是资本主义发展以及伴生的城市文化所带来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在政治道德领域造成了巨大的震动和困惑，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渴望与传统（即使是虚构的传统）保持一定的延续性和一致性。关于这一点，本书将在*后予以关注。 一、文艺复兴的遗响 文艺在现世生活中地位的提高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在后世，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这些杰出的诗人和艺术家的名声，已经盖过当时的君主权贵。不过，作为一个历史转折期，文艺复兴的影响绝不是局限于文艺领域，而是波及欧洲上流社会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就是人们不复以追求来世的幸福安宁为生活的唯一目标，财富、权力、名誉、文雅这些现世生活的价值同样受到重视。从另一个侧面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学术和艺术的发展为人们塑造现世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工具，现世生活也需要这些感性因素来包装，因而也显现出更多的审美意味，正如鲍桑葵所言，它们将成为近代美学的丰富源泉和材料。 尽管有辉煌灿烂的文艺成就流芳后世，但文艺复兴时期实在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13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业的发展，使本身腐败盛行的教会的权威日渐式微。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教会势力受到世俗政权和民族主义的蚕食，节节败退，而在意大利这个曾经罗马帝国的中心，也逐渐分崩离析，剩下由各地方家族控制的城市国家。黑死病的流行使欧洲人口锐减1/3，恐慌情绪恣肆蔓延，教会的无能为力和地主的横征暴敛更加剧了这番末世景象。在意大利，世俗政权也极不安稳，权力不停地在血腥暴力中辗转更迭。自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开始，几乎每一本写文艺复兴历史的著作都要列举无数残酷暴虐的暴君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刺杀陷害事件。这样的事件肯定不只在意大利发生，在整个欧洲也是非常普遍的。莎士比亚的戏剧里面也折射出许多这类现象，《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凯普莱特和蒙太古两个家族之间的世仇导致争斗不断；哈姆雷特的父亲被其弟残忍谋杀；查理三世为登上王位而除掉其侄子；李尔王的儿女们个个心怀不轨；身为将军的奥赛罗也身处尔虞我诈之中疑神疑鬼，*后掐死妻子苔丝狄蒙娜。 在这样钩心斗角、危机四伏的环境里面保全权位乃至性命绝非易事。身为君王，必须要老谋深算、心狠手辣，正如马基雅维利在《君王论》中所说，君王绝非是美德的化身，反而是玩弄权谋的艺术家。比方说米兰的维斯康提家族的*后一代菲利波·马利亚，“他的安全就在于：他的臣下彼此互不信任，他的雇佣兵队长受到间谍的监视和欺骗，他的大使和高级官员由于特意培养起来的妒忌之情，特别是由于把好人和坏人搭配在一起的安排而互相中伤、互相排挤”。如果一个君王一心向善、虔诚信教，那他一定是心怀鬼胎、掩人耳目；反过来，信仰的衰落倒也把人们的思想从虚无缥缈的天堂带到了现实的人间，一定程度上能摆脱宗教的束缚，专注于世俗生活。这样看来，布克哈特说文艺复兴的伟大贡献在于“人的发现”，固然是时势所迫，倒也是人心所向。这倒不是说宗教的彻底垮塌，相反，人们更加渴望往日的真诚高洁，以费奇诺为代表的柏拉图主义便是明证，只不过宗教的虔诚也是通过个人的修行来表现的，而不是屈从教会的指导。现在，一切知识都不必借助宗教的名义来进行。 对君王和上流社会的权贵来说，人文主义学术也有别样的用处。依靠暴力、专制和狡诈也许可以获取权位，但要维护权位却不能完全依靠这些。他们必须把非法篡取的权力合法化。他们虽然极力压制民主，但渴望人民的欢呼拥戴；他们也寻求与教会的合作，使自己的统治符合传统；他们贪婪地追求荣誉，炫耀自己的家世血统。毫无疑问，他们也喜欢文艺和学术，或是出于忏悔的心理，或是用来粉饰自己，或是用以炫耀。多数著名的艺术家都接受贵族和教会的合同和资助，其中包括绘画三杰。同时，“绝大多数人文主义者肯定是站在他们的统治者一边的，他们之中有些人，例如米兰的雅各布·安蒂夸里奥，那不勒斯的焦维亚诺·蓬塔诺和佛罗伦萨的巴尔托洛梅奥·斯卡拉，也的确做了地位甚高的国家官吏。这些情况肯定是不足为奇的，特别是当我们不仅回想起人文主义者往往被雇佣去作政治宣传，而且回想起他们在关于积极生活与静修生活何者有益的论争中所采取的立场的时候，尤其如此”。 很多主教、君王、贵族推动了新的文艺和学术的发展。布克哈特叙述了他们如何收藏和雇人抄写古代典籍。“当教皇尼古拉五世还不过是一个普遍教士的时候，他曾由于购买手稿或者请人抄写手稿而身负重债。即使在那时，他也毫不掩饰他对于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感兴趣的两件东西——书籍和建筑的热情。”“有名的希腊籍枢机主教贝萨里昂，既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个热诚的文学爱好者；他以很大一笔代价（三万个金币）收集了异教和基督教作家的六百部手稿。”“当柯西莫·美第奇急于为他心爱的团体，费埃苏来山麓的巴底亚修道院，建立一个藏书室，他派人去请维斯帕西雅诺来，维斯帕西雅诺劝他放弃一切买书的想法，因为那些有价值的书是不容易买到的，所以不如利用抄书手。于是柯西莫和他商定一天付给他若干钱，由维斯帕西雅诺雇用四十五名抄书手，在二十二个月之内交付了二百册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