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灵魂:圣雄甘地与印度的斗争:mahatma gandhi and his struggle with India

　　《伟大的灵魂：圣雄甘地与印度的斗争》：这位斯瓦米一直与民族运动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却因为支持即将成为圣雄的甘地而卷入其中。在他看来，甘地正领导着一场神圣的斗争。1919年4月，不合作运动开始之际，正是泰戈尔号召印度人承认甘地为圣雄之时。什拉德哈南达在德里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人们的欢呼致敬。然而此后不久，他突然退出了运动，以抗议甘地突然决定中止运动。斯瓦米认为，这场运动还没有做到训练有素，不足以阻止大面积爆发的暴乱。他所抗议的不是决定本身，而是甘地做出决定的专横方式。“成千上万的民众因信任你而受到鼓舞……而且放弃了一切尘世顾虑。”他给甘地写信说，他退出了萨提亚格拉哈委员会，“遗憾的是，你立刻做出了决定，甚至不问一下这些人是否同意。”这不是**次也不会是*后一次甘地听到*重要支持者的抱怨。然而，什拉德哈南达不久就在甘地和其他人的恳请之下让步了，再一次投身于民族运动之中，但结果发现，在与一位只习惯于听从自己意愿的领袖发生战略分歧时，等待他的总是失败的结局。在他看来，其中*重要的是在不可接触制问题上的分歧。在这个问题上，甘地从回到印度的**个月起就一直立场坚定。随之，甘地遭到了什拉德哈南达的**次批评，说他并不愿意用实际行动支持他自己的强有力的戒律。斯瓦米甚至比甘地还执着。在20多年里，他一直是被称为“淑涤”的净化仪式的坚定推动者，这个仪式的目的是将不可接触者和低种姓印度人纳入基础广泛的印度教信众群体之中，在这里种姓区分就算不能根除也能得到弱化。这个曾在贾玛清真寺发言的人已经表示愿意在基拉法特事业中与甘地和穆斯林站在一起。然而，当开始怀疑对甘地来说这个事业比反对不可接触制斗争更优先时，他悬崖勒马了。因此，1919年12月在阿姆利则召开的印度国大党例会上，正是斯瓦米而非甘地对这个问题做了论述。“难道不对吗？”他挑衅地问，“你们当中许多人获得了政治权力，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却无法克服对遭受不公、被你们视为不可接触者的6000万印度人的反感情绪？这里有多少人真心把这些可怜的兄弟当作自己人呢？”9个月后在加尔各答国大党特别会议上，什拉德哈南达尝试把这一主题列入议程，但*终并未成功。甘地和其他人觉得应该讨论更为紧急的不合作运动，讨论其他事都是偏离了主题。鉴于保卫哈里发是运动已宣布的目标之一，这等于说穆斯林的事业比反对不可接触制的斗争更加重要，至少此时是如此。“那是天大的错误。”失望的斯瓦米悲叹道，“只有当我们自己实现了完全合作，与敌国的不合作才能成为可能。”甘地明确表示，在加尔各答集会数月后的定期年会上，也就是那格浦尔年会上，国大党多少都会认真讨论不可接触制问题。但什拉德哈南达并不是唯一担心圣雄可能会弱化这一问题的人。甘地称之为“查理”（Charlie）的英国牧师查尔斯·安德鲁斯，在南非遇到甘地之前已经在印度与蒙希·拉姆建立了密切联系，后来由他介绍二人相识。安德鲁斯给甘地写了一封称对方为“亲爱的莫罕”的信，他是圣雄数百名通信者中唯一轻松愉快地使用如此熟悉称呼的人，他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对不可接触制可能会在甘地的日程中一滑而过的担忧。甘地对此批评感到不安，在那格浦尔会议一个月后的一天，他凌晨2点就醒来，在通常的起床时间4点之前，躺在床上开始打腹稿，寻思答案，以写下一封动情的立场辩护信。虽然信函态度强硬，但它明确表明，他现在将不可接触制看作是一项不得不等待时机的事业。基拉法特运动必须优先，因为它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的先决条件，而这反过来又是独立的先决条件。然而尽管如此，甘地展现了他化解合理性的惯有才能。他说并不是因为不可接触制不重要，而是因为“它是一个比获得印度独立更大的问题”。他说，如果在“中途”获得独立的话，他能够“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因此，他预言：“在消除不可接触制的祸根之前，印度可能已摆脱英国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