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情报

国家安全情报是一个庞大、复杂和重要的话题，既具有技术维度，又具有人文维度。由于笼罩着每个国家情报机构的那一层浓雾，使得研究和理解它变得更加困难。幸运的是，从民主开放性和学术研究规范的视角来看，在过去四十年间，部分浓雾已经消散。政府对于情报机构失职和错误的调查（尤其是1975年对美国国内的非法间谍行为指控的调查），以及学术界一系列坚决的探究政府阴暗面的行动，导致了信息的披露。本书的脚注就是方兴未艾且极具价值的对于国家安全情报的研究的见证，这些研究是经由对于情报机构及其行为的研究稳步积累起来的。 还有许多任务有待完成，国家安全这一迫切性也决定了这一敏感的领域永远不会是完全透明的。不过，在西方国家，民众对于所有政府机构必须至少有着基本的了解，即使是处于阴影中的情报界也不例外。在维护经适当方式被列为机密的信息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一界限之内，学者、记者和官员有责任帮助公民理解统治机构的隐蔽一面。 冷战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之间情报机构的较量，这表明了国家情报机构的重要性。有时候情报机构会导致西方国家遭受巨大的尴尬，例如美国1961年的猪湾事件，以及中央情报局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含糊不清的授权下针对外国领导人那些可疑的暗杀企图。同样有损美国民主声誉的还有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内的间谍丑闻，十年之后的伊朗门丑闻，近来对于酷刑折磨及用其他方式虐囚行为的揭露，以及受雇于中央情报局和军事部门，为打击全球恐怖主义，国家安全局天罗地网般对美国公民元数据的搜集。情报分析的错误还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例如英国和美国部分由于错误地认为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很快就能打击到伦敦和华盛顿而在2003年入侵了伊拉克。此外，情报机构还是纳税人沉重的负担。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曾在2010年表示，每年花费达到了800亿美元。出于这些原因，国家情报机构值得引起公众的注意、受到学术界的仔细研究，并改善其在民主机构内部的可问责性。 挑战是严峻的。在一定程度上，一个国家的情报机构及相关学者处于针锋相对的状态：政府喜爱秘密，学者则希望接触到信息——开放性。不过，近来的经验突显了这一点：一个国家可以在鼓励情报学术发展的同时，保持秘密服务的有效性。当然，公众对情报越了解，公民也就越有可能支持这些机构采取合法的——当然也是至关重要的——保护性行动，只要这些行动处于合法和合乎道德的界限之内。 2009年，对于美国情报专业学术状况的调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情报研究的跨学科领域方兴未艾，经受了历史学、国际关系和政治学训练的学者们正在考察诸如冷战、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期间美国及外国情报对于本国决策的影响；间谍技术是如何塑造了共产主义阵营的改革努力；情报搜集与“9·11”事件的关系；反恐行动中情报工作的滥用和草率行事等课题。随着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它正在吸引大批学生。 *近，对于情报研究文献的一项研究发现了“路径突破”式的新研究方法，即把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汇集起来，以及吸引更多女性研究人员的注意。 如今，数百所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大学都开设了有关国家安全情报的正式课程，而且对这些课程的需求量总是很大。对这些课程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受到广泛报道的与2001年“9·11”事件相关的情报工作不力以及20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爆发前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错误预测。学者们希望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错误，以及如何在未来避免再度犯下此类错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希望以某种形式加入政府，例如作为外交官、立法者、幕僚人员、情报人员或士兵，从而参与那些能够保护西方国家免受袭击并支援国际和平这一事业的行动。其他人则意识到了，政府的决策过程是以信息为基础的，他们希望将了解信息与决策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的终身追求，无论是在学术圈内，还是加入某个智库。还有一些人是看着詹姆斯·邦德系列电影长大的，他们之所以对国家安全情报研究感兴趣，是因为这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课题——尽管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关于现实中的情报机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他是研究官僚体系的专家——的著作要比间谍小说家伊恩·弗莱明（Ian Flemming）笔下跌宕起伏的情节提供了更多洞见。 近年来，国家安全情报研究方面*重要的进展在于，学者们努力超出间谍回忆录的范围，通过严格地执行研究标准，探讨诸如各国如何搜集与分析有关在国内外面临的威胁和机遇的信息，他们如何以及为何要展开秘密行动和反情报行动等问题。至少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这一问题是同样重要的：如何才能筑起防止情报机构在国内外滥用权力的防卫措施。此外，对情报的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经验数据、可检验的假说，以及理论框架——这正是严格的学术研究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