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上下卷)

第二编 入主中原 **章 定鼎北京 1.大顺灭亡明朝 当后金勃兴于辽东，一步步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向明连年征战的时候，在西北又有一支新兴的政治军事力量崛起，这就是陕西农民于明崇祯元年（1628）揭竿起义。短短几年，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农民起义军由开始时的小规模分散状态，终于会合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分别在李自成、张献忠的领导下，向明展开了一场持久的生死大搏斗。农民军登上历史大舞台，无疑改变了明与清的力量对比，并扮演了重要角色，加速了明和清兴亡的历史进程。 明朝统治集团一直对农民军实施高压政策：以军事力量及其他一切手段，不惜任何代价，必欲将农民军镇压下去。明朝的军事镇压曾经取得了重大效果，几度将农民军打败，濒于一蹶不振。然而，农民军顽强抗争，不断从失败乃至绝境中重新走向胜利。如崇祯十一年（1638），农民军大败，李自成妻女失散，仅率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突围，经商雒，逃到汉中，隐姓埋名，潜伏下来，等待时机。张献忠也是困难重重，在遭到明军重创后，已在李自成失败前，率部在谷城向明朝投降，以便积蓄力量，东山再起。 这种困难的景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又有了新的转机。崇祯十二年（清崇德四年，1639）五月，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向明朝发起了进攻。此后，张献忠虽几度遭受程度不同的挫折，但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终进入四川，建立了以“大西”为国号的政权。李自成则在商雒山中隐藏了两年左右，于崇祯十三年底至次年初冲出商雒，闯入河南，振臂一呼，成千上万饥寒交迫的农民踊跃参加起义队伍，达数十万之众，声势浩大，再次猛烈地冲击着明王朝的腐败统治。 有关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及农民战争，官方和私家著述记载相当翔实，丰富多彩，但主要是属于明末历史的重要内容，故不作详细阐述。这里，要强调的是张献忠、李自成的转机是怎样出现的？历史给他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机遇？因为这关系到李自成后来何以迅速地攻取北京，一举灭亡了庞大的明王朝。研究明清史，往往忽略了对这一问题的全面认识和分析，简单地看成是农民战争的“伟大力量”推翻了明王朝。这一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还要更深层次地观察和分析李自成攻取北京与关外的清政权的因果关系。以皇太极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决策攻取明在关外的重镇锦州，引发一场大决战（史称松锦决战），为李自成摆脱困境、*后灭亡明朝扫清了道路，并准备了条件。 清在崇德五年（明崇祯十三年，1640）三月，对锦州实施围困之策，以迫使明守城将士不战而降。锦州所处战略地位，对明廷的安危绝对重要。清军围锦，明廷惊慌，不惜一切代价，必保锦州。清军围锦州之日，正是李自成陷入困境之时。历史的发展很快给了农民军重振雄风的机遇：明廷倾注全力解锦州之围，将重兵猛将调至关外援锦，以固山海关之守，捍卫京师，保住大明江山。此举之胜负，将对李自成东山再起与明朝灭亡产生极大的影响。明调集八镇总兵官及其所部，共精兵13万。其中，玉田总兵官曹变蛟、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都是从西线即防堵李自成农民军的前线调到东线山海关外的。如曹变蛟是一员猛将，与李自成的农民军屡经交战，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自从李自成、张献忠率领农民军纵横于中原大地，捣于明之腹部，而清政权胁于外，形成内外夹攻，东西撞击之势，明便疲于奔命，顾此失彼。如同防堵洪水，哪里出现险情，就往哪里调重兵。但是，布防在东线的明将士，为抵御清军，始终不敢调离防地，转赴中原镇压农民军。这次又将西线用以镇压农民军的精锐之师调到山海关外，尤其是敢于把富有谋略、同农民军交战10年的洪承畴调来，任援锦13万大军的统帅，这突出表明解救锦州的战略意义，对明朝的命运攸关，不惜孤注一掷。同时，也应看到，西北战场趋于平静。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几被打垮，张献忠以伪降躲过了覆灭之灾；李自成则全军覆没，仅率不足20人逃入商雒山中。在对付农民军的明朝诸将帅中，洪承畴*有谋略，战绩*多，作用也*大。他于明天启七年（1627）被派往陕西，出任督粮道参议。自崇祯元年陕西宜川、府谷等地爆发农民起义后，洪承畴就走上了战场，到崇祯十二年（1639）调离，他在西北战场战斗了整整十年，从都御史巡抚延绥而升陕西三边总督，再晋升为兵部尚书，总督山西、陕西、四川、湖广、河南军务，全权主持五省镇压农民军。他本是一介文弱书生，在陕西镇压农民军不过五六年，即迅速升任兵部尚书，兼五省军务，他是以军功和谋略而取胜的。在陕西与强悍而又飘忽不定的农民军周旋，很少有失败；治军严，战斗力强，所部号称“洪兵”。陕西农民起义初期的领袖原称“闯王”的高迎祥，就是被洪承畴设计擒拿的。 但是，清在关外虎视眈眈，对明廷是个巨大的牵制，分散了它对农民军的镇压力量。特别是清军进关袭扰，消灭了明廷的有生力量，无疑也减弱了对农民军的进攻。崇祯十一年（1638），清军突入长城，进至京畿地区。北京告急。洪承畴就在国家危亡的严重时刻，被调进北京勤王，从此便离开他战斗了十年的西北战场。他不仅自己走了，还带走了一批披坚执锐的骁将。西北战场明军力量空虚。明廷误以为李自成等已销声匿迹，剩余小股农民军不足为虑，故倾全力于山海关外，以洪承畴为蓟辽总督，统率13万精锐，在松山同清军决战。当明清两军正向锦州、松山一线集结时，李自成乘机冲出商雒山，突入河南。这里正饥荒严重，饥民遍地。李自成登高一呼，饥民响应，声势大震。明将无力堵截，更乏力征战。镇压农民军的主帅洪承畴和明之精锐之师正在关外与清军对峙，遂给李自成以千载难逢之机，得以卷土重来，以入河南为标志，是一大转机，也是明末农民大起义在屡遭挫折后的一次根本性的转机。 崇祯十三年（1640）十二月，李自成从商雒经武关入郧阳（今湖北郧阳区），往西至均州（今湖北丹江口西），由此北进，入河南境，在伊洛间，“饥民从者数万”。实力增强，遂将兵锋指向永宁（今河南洛宁），挥军围城。以“云梯肉搏攻城”，将永宁攻克；沿洛河北上，再围宜阳，一举破城，“众至数十万”，“河南振动”。继之，又连破偃师、新安等城镇。李自成入河南，如蛟龙入海，横扫各处明军，所向披靡。即将开始的洛阳攻城战，将把农民起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洛阳是周秦以来古都城之一，后来虽失都城地位，其经济生活长期保持繁荣，仍然是一大都市。明代时，在此设河南府。万历帝*宠爱的儿子朱常洵，赐封福王，其王府就坐落在城内。万历帝还赐给他2万顷土地及无数财物珠宝，是明宗室诸王中*富有的一个藩王。洛阳城坚固，城墙高而厚，池水深，攻取不易。因为有福王居此，军事防御尤为严密。李自成以洛阳为财富之区，政治地位重要，选定为进攻的目标，于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率大军直抵城下。明总兵王绍禹于数日前率部来此，为其坚守。李自成挥大军猛攻两天，福王“募死士”拼死守御，虽多次击败起义军的攻击，*终还是无法挡住其攻势，而在关键时刻，王绍禹部分将士挥刀砍杀守城的明兵，打开城西门，起义军一拥而入。王绍禹“跳城”逃跑。城内明将吏非死即降，很少有逃出城的。福王朱常洵于混乱中“缒城出”，藏匿于外城的迎恩寺中。李自成及其将士痛恨福王作恶多端，一进城就包围了福王府，付之一炬，转瞬之间，一座庞大而奢华的王府建筑化为灰烬。很快，又搜索到福王。李自成历数其罪，当即处死，“置酒大会，脔王为俎，杂鹿肉食之，号福禄酒”。福王罪大恶极，故遭此下场。 洛阳围城战及其胜利，标志着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已彻底走出困境，正向着胜利迅猛发展。 二月，继洛阳围城战大捷之后，李自成又发起了开封攻城战，把农民大起义推向一个新高潮。开封为中原名城，李自成敢于以近4万的步骑兵发起攻击，显示了农民军东山再起后的巨大实力。由于城池坚固，明廷又厚集兵力防守，未能迅即攻下。李自成左目被箭射伤，只好暂时解围撤兵。 与此同时，张献忠所领导的另一支农民起义军也重振雄风，到处攻击明军，不断取得新战绩。当李自成攻取洛阳时，张献忠正出夔门，自川入湖北。在击溃明军的不断堵截后，于二月初突袭湖北重镇襄阳（今襄樊市，含明之樊城）成功。驻藩此城的襄阳王朱翊铭被俘，其王府毁于冲天大火之中。张献忠痛恨明皇室贵戚及贪官污吏，毫不留情地将朱翊铭以下，包括贵阳王朱常法共40余人，统统处死。史载，襄阳军资及搜括来的财富如山积，皆落于农民军之手。张献忠将其中部分财物赈济当地饥民。 主持镇压农民军的明督师杨嗣昌攻取无方，得悉洛阳、襄阳等一系列大小城镇失陷，特别是福、襄两王被杀，惶惶不可终日，计无所出，自知躲不过朝廷的严究，遂于三月畏罪自杀。果然，崇祯帝严厉追究失陷封疆大臣之罪，下令逮捕河南巡抚李仙风、总兵王绍禹、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郧阳巡抚袁继咸等。李仙风以罪重，自缢而死，郑崇俭与王绍禹一并斩首处死。明朝重新调派将吏，组织新的攻势。 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活跃在楚、豫两省，攻城略地，杀富济贫。明军疲于奔命，很难捕捉到农民军活动的踪影。至九月，陕西总督傅宗龙会合保定总督杨文岳并三总兵，共4万兵马，直趋河南项城（今项城南）。李自成在此设伏，当明军进入圈内，即聚而歼之，明军大败，傅宗龙被活捉，被处死于项城下。这是李自成等农民军进入中原后取得的又一次巨大胜利，士气空前高涨。他们乘胜进兵，扫荡明在河南的统治。年末，以50万之众再攻开封，虽未破城，却显示了农民军的巨大威力和气概。 在李自成伏击傅宗龙、大战项城城下的时候，明和清在松山的决战刚刚结束：明损失13万精兵，主帅洪承畴率部分将领被围于松山城内，已成瓮中之鳖，指日可破。第二年即明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四城连失，洪承畴被俘降清。此战使“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御，而庙社以墟矣”。后果之严重，已直接危及明朝的生存。 明在关外和中原腹地即东、西两个战场连续遭到重创，实力锐减，更加虚弱，而农民军越战越强，实力迅速增长。特别是在明与清决战松山惨败之后，对农民军几无进攻的能力，变为消极防守。该年正月，李自成第三次攻开封20余天，明军只有死守；五月，李自成四围开封，兵力已达百万，规模空前。崇祯帝严令督师丁启睿急救开封。丁启睿不得已，集各部明军，号称40万。李自成遂挥军迎战于朱仙镇，明军胆怯，无斗志，很快解体，各自逃跑。农民军大获全胜。丁启睿以兵败丧师辱国罪被逮入狱，保定总督杨文岳革职审查，总兵杨德政处死。农民军继续围开封，达半年，明军已无力救援。至九月，黄河骤涨，农民军与明军各秘密决堤，以洪水来淹对方。顿时，马家口、朱家寨两口并决，全城陷洪水之中，数十万人死于非命，仅剩2万余人。黄河又一次改道。 李自成在崇祯十五年“一岁间，略定河南南阳、汝宁四十余州县，兵不留行，海内震焉”。 到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张献忠各自领导的农民军都迅猛发展起来，各自建立政权。二月初，李自成率先以襄阳为襄京，建倡义府，自立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从中央到其所占领地区，皆设官建制。六月间，张献忠以武昌为都，改武昌府为“天授府”，自称“西王”，其辖地主要是湖广大部分地区。两个农民政权并立，共同向明朝展开更猛烈的进攻。在这一年，李自成在军事上取得的*显著的进展，是同明督师孙传庭展开战略决战。崇祯帝为挽救危局，对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委以重任，加兵部尚书衔，总督应天（南京）、凤阳、江西及皖、豫、楚、川、黔、陕等省军务，铸督师七省之印，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以为他会创造出奇迹来。九月，孙传庭勉强凑足了人马，出潼关东进，寻找农民军主力决战。李自成将其诱至郏县地区，围而攻之，大败明军，歼灭4万余人，孙传庭收数千骑，狼狈逃回潼关。明军精锐尽失，自此再无力发动进攻了。十月，李自成向陕西发展，率大军抵潼关，明军不堪一击，遂弃关不守。七省督师孙传庭战死于阵前，明军四散，溃不成军。李自成军长驱直入，于十一日进入西安，为不久进军北京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农民军的猛烈打击下，明朝元气大伤，苟延残喘，于摇摇欲坠中迎来了崇祯十七年（1644），是时，已处亡国的前夜。李自成据西安，正积极准备接替明朝的统治权。在这里，他定国号“大顺”，改元“永昌”，他由大元帅改称“顺王”；铸永昌钱，自制衡器，与明彻底决裂。从中央到地方设官建制已臻于完善。一个新朝，已初具规模。 张献忠亦于年初率大军离开荆州西进，大举入川，谋求发展。后来，他以成都为京，建大西政权，大量消灭明军有生力量，为李自成亡明扫除了障碍。正月初，李自成以号称百万之众，分兵两路，进军北京。紫禁城内，崇祯帝真的成了孤家寡人，议迁都，舍北京，南下图存，议而不决，不了了之；下重赏，力图阻止农民军东进，沿途明守将却纷纷迎降，几无抵抗。农民军如入无人之境，所至克捷，故进展神速，才一个多月，已于三月十四日抵达居庸关。崇祯帝所倚重的守将唐通与监军太监杜之秩等开关迎降。在千钧一发之际，廷议辽东名将吴三桂率劲旅入卫京师，但朝中大臣互相推诿，谁也不出一策，不作决议，及至决议调吴三桂时，为时已迟。为何不敢调吴三桂进京？就是怕关外清军乘虚而入，夺占山海关，直接危及大明江山。这实际上又是清军牵制了明军，分散了它的兵力，比张献忠更有力地“支持”和“援助”了李自成进京亡明。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大军围北京。次日，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义门迎降。崇祯帝走投无路，又不愿投降，遂携忠心耿耿的太监王承恩，一起登煤山自缢身死。十九日，在欢呼声中，李自成骑马入城，进驻紫禁城，宣告明朝的统治正式结束。至二十一日，明朝文武百官除少数殉节外，大都投降大顺新王朝，达3000余人。明朝的中央政权土崩瓦解。 明朝覆亡，正是农民起义军血战近20年的*终结果。以李自成为领袖的明末农民大起义，功不可没，永垂史册。但也应看到，李自成能捷足先登，也包含了关外清军与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合力打垮了明朝，而李自成则收到了果实…… 第二编 入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