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经管前沿中国人口迁移与区域收入差距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迁移的主要动力机制来源于地区间工资水平的不平衡。希克斯(Hicks, 1932)指出“纯经济利益的差异是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原因”。迁移是在一定预算约束条件下个人实现利益*大化的结果，人们迁移到工资水平更高的地区，以便实现收入*大化。 通常假设存在相同的生产技术、同质的劳动力供给、规模报酬不变、劳动力市场的完全竞争、充分就业、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无成本的信息获取等。地区间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差异造成了地区间工资水平的不平衡——在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地区工资水平较低，劳动力供给小于需求的地区工资水平较高，或者是由于地区间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之间的相对富裕程度导致了地区间工资水平的差异——在劳动力相比资本更富裕的地区工资水平较低，而在劳动力相比资本更贫乏的地区工资水平较高。劳动力从低工资地区迁往高工资地区会改善地区间劳动力市场供需的不平衡，或者改善劳动力与资本要素之间相对稀缺程度的不平衡，*终导致高工资地区工资水平的下降，低工资地区工资水平的上升，直到地区间的工资差异只反映迁移的成本——如迁移所耗费的物质成本或精神成本。 针对新古典经济理论中“一元经济”的假设，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这一理论以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为基础进行研究，把经济增长过程和劳动力流动过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效推动了新古典经济理论关于劳动力迁移的论述，对以后学界的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一元是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都低下，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农业部门，由于发展中国家农业人口所占比重很大，而在一定时期内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的情况不会很快消失，因此一定时期内可以将劳动力的供给视作是无限的，在现行工资水平下工业部门可以雇佣到任何规模的劳动力；另一元则是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相比农村都较高，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的城市工业部门，并假设工资水平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较高的城市工资水平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而另一方面，只要农业还存在着剩余劳动力，工业就可以在保持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得到无限的劳动供给，从而积累利润，不断扩大生产规模。 1972年，刘易斯又发表了《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Reflections of Unlimited Labour)一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的论述。他认为“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个阶段中，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过剩，存在劳动力无限供给，因此劳动力的转移对农业生产不产生负面的影响，农业生产效率也不会提高，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第二个阶段中，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逐渐被现代工业部门所吸收，劳动力出现短缺，农业生产效率也随之提升，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而对工业来说，劳动供给也将变得有弹性。 当二元经济发展由**阶段向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个转折点出现，即“刘易斯**拐点”到来；此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第二个转折点出现，即“刘易斯第二拐点”到来。 刘易斯模型没有说明农业在工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没有发现农业本身因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剩余产品是农业中的劳动力流向工业的这一先决条件。为了解决刘易斯模型中的两个问题，拉尼斯(Ranis G.)和费景汉(Fei J.)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劳动力迁移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1964)以刘易斯模型为基础，着重分析了工业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作用。他们认为人口从农业流向工业部门存在三个阶段：**阶段，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为负或零，农业存在大量的多余劳动力；第二阶段，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大于零但小于平均劳动生产率；第三阶段，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大于平均劳动生产率。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技术，也就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使得第二阶段中农业剩余能够在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过程中因为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保持不变，随之而来的是粮食价格和工业工资水平的稳定，这使得工业部门能够持续进行扩张，人口流动能够持续到第三阶段也就是农业商业化的阶段。此外，费景汉和拉尼斯还指出，若要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必须保证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要快于人口增长的速度，摆脱“马尔萨斯”陷阱。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托达罗(Michael P. Todaro, 1969)又对新古典迁移理论作出了重要的拓展。他放松了劳动力市场充分就业的假定，针对发展中国家存在普遍失业，而劳动力是在这一前提下进行流动的现状，将就业概率这个变量引入迁移者的效用函数，把劳动力流动与就业概率及地区收入差距联系起来，把理性预期概念与就业率作为内生因素考虑，创建了新的模型。托达罗认为，劳动力流动的动机是人们对于收益和成本理性的经济考虑，尤其重要的是，引起人口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主要原因不是地区间实际收入差距，而是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预期城乡收入差距由收入水平和就业率决定，即将预期收入定义为迁入地的实际工资乘以迁入地的就业概率。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因为人口流入增长率高于城市就业增长率使得城市出现较高的失业率，但只要城乡收入差距足够大，则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依然会很大，进而在城市出现人口流入与失业率双高的看似矛盾的景象，而事实上，托达罗认为这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经济机会不均等的必然结果。同时他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着竞争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等特征，不完全信息、长期的工资合同、法定*低工资以及工会组织都使了工业部门工资对城市失业率的变化无法作出迅速反应，阻碍了劳动力市场的迅速出清。而由于工业部门的持续扩张，城市地区的就业机会也不断增加，使城市地区的预期工资水平不断上升，农村迁往城市的劳动力持续增加，但劳动力市场较难出清的状况，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出现了工业部门快速扩张但城市失业率仍高居不限的结果。他进一步指出，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促进农村地区的长远发展，从而降低城乡迁移。托达罗模型非常契合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现状，在劳动力迁移理论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极强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