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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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国）约翰.邓恩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本类榜单：哲学/宗教

分类：哲学/宗教 > 哲学 > 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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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详情

ISBN：9787544783477
装帧：简裝本
册数：暂无
重量：暂无
开本：16开
页数：248
出版时间：2020-11-01
条形码：9787544783477 ; 978-7-5447-8347-7

本书特色

约翰·洛克是17世纪后期、18世纪早期英国伟大的哲学家，他在经典作品《人类理解论》中提出，我们的知识以经验为基础，主要通过感觉为我们所获得；但奇怪的是，知识传递的信息被误解了。在本书中，作者揭示了洛克如何得出他的知识理论，以及洛克对宽容和责任政府等自由价值的阐述如何构成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的基石。

内容简介

约翰·洛克，英国哲学家，与贝克莱、休谟一起被列为英国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也在社会契约理论上做出重要贡献。洛克的思想对于后代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被广泛视为启蒙时代影响巨大的思想家和自由主义者。本书由著名洛克研究专家约翰?邓恩撰写，简洁而全面地介绍了洛克的生□、著作、思想，出版三十五年来，已成为学界经典。

前言

序言
周濂

在一本小册子里深入而全面地介绍洛克，显然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约翰?邓恩趋易避难，明智地将洛克的思想生活提炼为两个大问题：“人类的认知何以可能？以及，他们应该如何生活？”显然，这不仅是哲学家的问题，也是所有人——无论生活在哪个时代——的共同问题。
这本小书共分三章，分别是“生□”、“基于信任的政治学”，以及“认识、信念与信仰”。这样的安排干净利落地体现出邓恩的三个核心观点：首先，强调哲人生活之于思想的重要性——这也是“剑桥学派”思想史研究的宗旨所在；其次，把“基于信任的政治”视为洛克zui重要的政治学遗产；zui后，主张只有从神学背景出发才能真正地理解洛克哲学。
上世纪60年代，以彼得?拉斯莱特、邓恩、昆廷?斯金纳和J.G.A.波考克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异军突起，他们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主张对政治思想史中的伟大文本进行语境化的理解，因为这些伟大论述往往出自危机时代，是由深刻卷入时代纷争的“一个个活生生的、思考着的、感受着的人写出来的”。
但凡对政治思想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认同这个判断。公元前399年，柏拉图亲历苏格拉底之死，对雅典民主制丧失信心，自我放逐地中海，周游各邦苦思□□□□政体之形式，遂成《理想国》一书；公元410年，“永恒之都”罗马城惨遭西哥特人洗劫，为警示尘世之城的统治者，奥古斯丁从基督教义出发解释罗马陷落的前因后果，写下《上帝之城》；1641年，英国内战如箭在弦上，为求自保霍布斯主动流亡巴黎，此后十年他的政治著述几乎与英国政局变迁保持同步的节奏：164□年霍布斯完成《论公民》，同年英国爆发内战，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死，与此同时霍布斯动笔撰写《利维坦》。这样的名单可以拉得很长，康德、黑格尔、詹姆斯?密尔，以及□0世纪的以赛亚?伯林、卡尔?施米特、列奥?施特劳斯、汉娜?阿伦特、约翰?罗尔斯，都不只是书斋里的学者、圈椅中的哲人，还以各自的方式回应时代的危机和挑战。
相比上述哲人，洛克对政治的介入有过之而无不及。1666年，时年34岁的洛克遇见沙夫茨伯里伯爵，按照邓恩的说法：“在随后的十四年中，他‘学习顺从’沙夫茨伯里的奇思妙想，并且分享了庇护人跌宕起伏的命运。”洛克追随沙夫茨伯里反对皇权专制，深度介入1679年的《排斥法案》以及1683年刺杀查理二世的“黑麦屋密谋”。在思想上，沙夫茨伯里也深刻地影响了洛克关于经济事务、宗教宽容和政治合法性的观点，经典名著《政府论》正是创作于“排斥危机”时期，直接目的是替辉格党人的反对事业做辩护。
按照这一思路，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洛克的思考受制于历史的局限，对于解决今天的政治问题并无帮助。有趣的是，在一篇访谈中，邓恩坦承，在写完博士论文之后一度失去了研究洛克的热情，理由正是“洛克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他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想家”。所幸邓恩后来意识到，虽然洛克的政治思考立足特定的宗教背景和政治环境，现代人既无法移植他的前提，也不能照搬他的结论，但是洛克仍有不少令人豁然开朗的政治洞见。
事实上，将《政府论》与同时代的政治小册子混为一谈是极为荒谬的事情。没错，它的确分享了特定的时代特征与问题意识，但是《政府论》以及后来的《人类理解论》《论宗教宽容》之所以成为名垂青史的伟大作品，恰恰在于它们在试图回应紧迫的时代问题的同时尝试回答永恒的人类问题。某种意义上，邓恩创作这本小书的主要动机就是为了揭示洛克思想的历史性与永恒性、地方性与普世性的内在张力。
在洛克的所有观点中，邓恩zui为激赏关于“信任”的思考。按照洛克的观点，人“依靠信任而活着”，信任的根基在于人对于上帝的信仰，这是维系人类生活的关键所在。无神论的□□□□威胁在于，它用互相对立的个人利益取代自然法作为人类信任的基础，结果却摧毁了人类信任的基础。由此可见，要想在根子上把握人类生活，就必须同时理解信任的不可或缺和岌岌可危。一方面，以政治生活为例，任何好的政治秩序都必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为了获得和□以及随之而来的“安全、舒适和丰饶”，“人们通常都愿意信任统治者，哪怕这份信任远胜于后者所应得”。但是另一方面，信任又始终处在岌岌可危的状态，当统治者背叛信任，违反法律，伤及臣民时，人民将拥有反抗暴君的革命权。
可想而知，洛克的革命权理论在当时的英国极具煽动性，为此他煞费苦心地试图削弱其现实影响力。可是在邓恩看来，真正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这个看似极端的理论植根于英国人特殊的宪政传统和政治文化，因此有可能削弱它的普适意义。邓恩指出：“革命对洛克来说不是一种报复行为，而是一种复原行为，是对遭到破坏的政治秩序的再造。”对于多数英国人来说，诛暴君论和革命权理论不仅顺理成章，而且他们具备如此行动的“政治能力”。可问题在于，这个理论并不适用于“从来没有合法政治秩序可供恢复的地方”，因为在这些地方，所谓革命更像是“报复”，而与“重建”或者“修复”无关。邓恩指出：“洛克自己所理解的革命权的核心在于，如此这般的共同体保护自身的行动的权利和能力。他从不认为仅凭正当的报复行为就能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公民社会。”
作为洛克专家，邓恩□□□□的理论贡献在于确立了洛克研究的新范式：主张基督教的神启思想是理解洛克哲学的关键所在。按照邓恩的解读，洛克的核心观点，无论是人人□等、自由、私有财产、政治□□的合法性根据，还是人的道德知识，乃至于自然科学，zui终都立足神启与上帝的意志。对洛克来说，“真正的道德知识，如同真正的自然科学一样，超出了人类自身的能力范围”。换言之，没有上帝的指引，不仅真正的道德生活不复可能，真正的自然科学也不复可能。
回到洛克思想生活的两个大问题：“人类的认知何以可能？以及，他们应该如何生活？”邓恩的结论是，洛克给出的回答缺乏说服力，他关于diyi个问题——人类可以认识什么——的认识愈清晰，他对于第二个问题——人类何以有理由过自己的生活——的认识就愈加不可信。因为归根结底，对于“人类仅凭自己的理性，能否在现世过上良好生活？”这个问题，洛克始终充满怀疑。
这真是一个让人失望的结论。不过好在，哲学家之为哲学家，不在于他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而在于他为我们提供了思考问题的方法和范式，哪怕zui终证明此路不通。就此而言，虽然现代人深受洛克失败的影响，但洛克无须为成问题的现代生活负责任。
人类仅凭自己的理性，能否在现世过上良好生活？这是哲学家的问题也是所有人的问题，我们无法推诿责任，我们和哲学家一样有责任认真地回答这些永恒的人类难题。

节选

□□章
生 □

163□年夏，约翰?洛克出生于萨默塞特郡的一个小村子。1704年10月底，他在好友马沙姆夫妇位于埃塞克斯郡奥兹的乡间别墅中去世。三十五岁以前，他的生活单调乏味，至少在外人眼中是如此。但在1667年后的三十多年间，他却和风云变幻的英国政治密切联系在了一起。直到年近六旬，他才diyi次为人所知，声名鹊起。自此之后，几乎所有与洛克通信的人或许都完全不带嘲讽地引用了玛丽?卡尔弗利夫人的话，称洛克是“全世界zui伟大的人”（LC IV 105）。实至名归的时候终于到来：他的著作，特别是1689年出版的杰作《人类理解论》，让他以哲学家的身份闻名于世。这样的盛名一直持续至今，从未中断。
到了四十岁，洛克就已经在许多方面与他的萨默塞特出身渐行渐远；余生中，想必他与家人的真实社交距离也逐渐拉远。但是就某些基本方面而言，只要他一息尚存，父母抚育方式对他的影响（无论好坏）在他的情感和态度上就一直处于中心位置。在17世纪，很少有人能自信地评价这类延续性。洛克还有一些怪癖，例如，但凡他写过字的纸稿，都从不丢弃。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幸运，因为他生前的大部分文字都留给了我们。事实上，相较于那些他同时代的或更早的哲学家，我们对他的了解确实更多。大量手稿清晰地展现了成年洛克内心深处持久不变的清教徒式的情感，这种情感将责任感放在他个人生活的中心。他绝不是一个古板无趣的人，但他对人对己都要求甚高；当这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时，他就会以激烈的说教口吻予以回应。那些为他赢得不朽声誉的哲学观点大多与清教无关，或许对生活在163□年的清教徒而言，其中许多观点甚至会让他们感到震惊，但是即便如此，赋予他全部思想以完整性和人性深度的那个同一性人格，还是他内心深处的清教徒自我。
洛克的父母都出身于清教徒商人家庭，父亲家是服装商，母亲家是制革商。他的父亲是萨默塞特郡的一名律师，兼任治安法官的书记员，薪水并不算太高；他拥有一些土地，土地本身虽不足以让他和他的儿子过上绅士的生活，却足以让儿子在后来自己zui杰出作品的扉页上展示出绅士的形象。单单这样的背景无法保证洛克有一个好前途。他的直系亲属兴趣褊狭，世俗追求也不算成功，但他家结识了一些有权有势的成功人士，其中zui重要的要数亚历山大?波帕姆。与洛克的父亲类似，在内战初期，波帕姆是一名萨默塞特议会党人的骑兵军官；后来当上了英格兰西南部诸郡的议会成员，成了国内政界的显赫人物。1647年，波帕姆当选巴斯的议会成员，这一职位让他有机会把自己的律师和袍泽之子送去威斯敏斯特读书。后来，洛克的父亲仍寄希望于得到他有影响力的政界同僚的赞助。这样的机会或许仅有一次——在他儿子从威斯敏斯特通往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的关键道路上，这一份有力的赞助似乎必不可少——除此之外，他的希望似乎总会落空。如果说他给这广阔世界带来什么微不足道的影响的话，那就是这位严厉的、晚年有几分怨怼的男人，在他杰出的儿子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塑造洛克一生的独立精神和自律力量。
以下三大步是了解洛克生□的zui简单途径，其中每一步都进一步拉远了洛克与他萨默塞特出身的距离。diyi步是去威斯敏斯特和基督教会学院求学，这标志了洛克的家庭资源和合理期望的□□□□程度延伸。这使得他能轻易地在大学内外得到牧师一职，这份收入□□、小心谨慎的职业或许与他的才智完全匹配。［他的表弟约翰?斯特雷奇曾写道：“有才华之人必须学习顺从，即便他之所需并非晋升。”（LC I □15）］但即便作为一位前景暗淡的年轻人，洛克显然也并不认同顺从，并且似乎从未被牧师的生涯所吸引。另一种可能从事的职业没有那么传统、就业面更窄，但更合他心意，那就是成为一名医生。事实上，洛克曾经满怀热情地追求这一可能性，他系统研究了几十年的医学，并为他的朋友和熟人提供广泛的医疗建议。他与17世纪zui杰出的医学家之一、传染病治疗先驱托马斯?西德纳姆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西德纳姆对疾病的研究方法是异常自觉而系统的，洛克关于人们如何认识自然的看法很可能受到了这次合作的影响。恰切地说，正是他的医学兴趣，而不是他作为哲学家或神学家的专业知识，赐予了他一生□□□□的机遇。
第二步发生在1666年。经学医的朋友戴维?托马斯引荐，洛克于该年diyi次遇到阿什利勋爵，即后来的沙夫茨伯里伯爵一世，查理二世王廷的政治领袖。这次见面纯属巧合，它缘于阿什利赴牛津阿斯托普温泉之旅；其后果却至关重要，至少对洛克来说是如此。初次晤面后不到一年，他便搬进阿什利在伦敦的宅邸，成为他的雇员。一年后的1668年，在洛克的亲自监督下，他的庇护人接受了一项大型手术，切除了一处化脓性肝囊肿。这次手术力排万难，做得很成功。在随后的十四年中，他“学习顺从”沙夫茨伯里的奇思妙想，并且分享了庇护人跌宕起伏的命运。从□静如死水一般，尽管有时也会起风暴的复辟之地牛津，到受雇于沙夫茨伯里后热火朝天的生活，洛克迈了巨大的一步。虽然洛克本人从未主动放弃他在牛津的一席之地（事实上在1683年流亡后，政府将他从牛津开除了），但在余生中，他的能量、希望和恐惧的影响却在别处。此后，洛克的个人命运随着他庇护人的命运而起伏，甚至到1683年沙夫茨伯里去世后，洛克的命运又随着沙夫茨伯里曾经领导的广大政治团体的命运而起伏。
1667至1683年的不同阶段，沙夫茨伯里是查理二世王廷中zui位高权重的政治人物，也是zui后威胁到并可能计划发动革命推翻查理二世的国内反对派领袖。他的成功和失败都在洛克的思想上留下深深的印记。沙夫茨伯里不仅教导他如何理解英国政府在国内市场和国际贸易中的经济责任，也教导他把经济繁荣的条件和可能视作治国和衡量任何社会优势时首先考虑的因素。如果说洛克zui终在很大程度上将才智用于他所处时代那残酷但富有活力的英国经济中，那么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正是沙夫茨伯里。167□年沙夫茨伯里任大法官期间，洛克任职于工会，这与1690年代他任职于威廉的贸易委员会之间存在直接的延续性；而1668年他的diyi篇经济学文章中的经济学观点，也与他为向威廉政府建言献策、为调控利率而写的主要作品之间存在直接的延续性。同样，在内容上，或许并非在动机上，直接相关的还有，沙夫茨伯里面对英国国教复辟仍宽容新教徒的坚定行为，与洛克在生命zui后二十年中为出版宽容和自由而从事的或公开或秘密的英勇活动。显而易见的关联还存在于沙夫茨伯里在所谓的“排斥危机”（即剥夺查理二世信奉天主教的弟弟——约克公爵詹姆士王位继承权的努力）中，对政治合法性的代议制基础有些迟来的坚持，与洛克在《政府论》中认为公众有权只在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接受统治，并有权抵抗不正当权力的雄辩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