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战争

　　《文明与战争》：　　康德在其《永久和平论》中做出了一个类似的定性判断，即欧洲剩余未开化的人与新大陆的野蛮人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这个事实，即后者的很多部落已经被他们的敌人吃掉了，而前者则知道如何更好地利用而不是吃掉那些被他们征服了的敌人”。将美洲印第安人的战争与欧洲人或殖民者的战争相比较，前者被认为是野蛮的，这一观点被载入了诸如1776年7月4日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宣言》这样的不朽文献中。托马斯·杰斐逊在这个文献中指控英国国王“在我们中间挑起了国内叛乱，并试图把我们边境的居民——印第安人——带人战争，他们已知的战争规则是不分年龄、性别和条件的无差别毁灭”。这种特征描述对那些所谓的未开化的民族在战争年代一直并将继续受到的待遇产生重要影响。　　说到发动战争，认为有组织的、治理良好的文明民族通常比缺乏组织的、没有管理的不文明民族要有优势的思想由来已久。格奥尔格·黑格尔认为，“这种思想首先出现在《伊利亚特》①中，希腊人对抗亚洲人，并进而爆发了**次对抗规模巨大的史诗般战斗，这场战斗可谓是在世界历史中构成希腊历史转折点的战争”。他继续说道，“希德人（the Cid）与摩尔人（the Moors）的战斗，基督徒与撒拉逊人（the Saracens）在塔索和阿里奥斯托（Tasso and Ariosto）的战斗，葡萄牙人在卡莫恩斯（Camoens）对抗印第安人，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的”。他认为，事实上，“在所有伟大的史诗中，我们都能看到在道德、宗教、语言上，简而言之在思想和环境上不同的人，彼此对立；我们处于完全的和平之中，这是世界历史上证明的较高原则取代较低原则的胜利、而较低原则屈从于一种不给战败者留下任何东西的勇敢精神”。黑格尔以此得出结论，“在这个意义上，过去的史诗描述的是西方人超越东方人的胜利、欧洲温和派的伟绩，以及一种限制自身的理由的个体美德”本质上，人们普遍认为“定居的、文明的和传统的通常要优于游牧的、野蛮的和非传统的”。　　情况并不总是所谓更文明的人必然会战胜不文明的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在古代，那些富有的文明国家发现他们自己很难抵御那些贫穷的野蛮国家”。日耳曼野蛮部落战胜罗马帝国的军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斯密进一步指出，随着工业化和商业社会的到来，这种情况很快就反过来了，因为“在现代社会，那些贫穷的野蛮国家发现他们自己很难抵御那些富有的文明国家”。对这种命运的反转，他给出的原因是“在现代战争中，枪支火器的巨大花费给那些*有能力承担这种花费的国家带来了明显的优势，结果自然是富有的文明国家战胜贫穷的野蛮国家”。斯密关于战争不对称性的观察强调并重申了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间的战争的不平衡性和几乎不可避免的暴力性。他总结道：“枪支、火器的发明，一种乍一看似乎就是有害的发明，无疑对文明的永恒和扩展是有利的。”　　*近，大卫·塔克（David Tucker）指出，文明社会再次遭遇的*大威胁不是源自“高科技军队”，而是来自那些不尊重任何战争“文明约束”以及“为获得胜利不择手段”的“野蛮战士”。这些新的野蛮人据说是从“穷困的无政府主义、人口过剩和环境破坏的荒地中幸存下来的或从他们的文化失败中孵化出来的”。据说，他们不仅“犯这些暴行，还很享受这么做；他们将刑讯和强奸视为运动；将屠杀小孩和老人视为愉快的午间功课；违反条约如深呼吸一样轻松”。塔克是众多哀叹的评论员之一，他们用“文明的倒退”“回归野蛮”或“新野蛮”的兴起等不同术语来描述这种哀叹。对一些人来说，这种状况是零星的、地理上或文化上孤立的，但它有蔓延到邻近地区和散居地的威胁，因而具有更广泛的影响。这种新型的野蛮人被视为将某些国家或地理区域永久性地划分为文明或野蛮的合理性证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