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可可

如果有人想通过亲身考察现存的艺术作品去领会洛可可艺术的精神，他将面临一场漫长的旅行：尽管巴黎是洛可可艺术的诞生地，但他在那里只能找到过往荣耀的吉光片羽。想体验洛可可艺术宏伟的空间概念，他必须前往凡尔赛宫和枫丹白露；想探寻法国金属工艺品*伟大的珍藏，他需要拜访南锡；想见识残存的精美银器艺术，他得去里斯本或者彼得堡——幸运的是它们在数百年中逃脱各种厄难流传至今。要了解室内外的统一性、建筑与装饰的整体性，了解洛可可艺术代表的这种所有一切协调统一的全然和谐，他只能一路向东，穿越法国边境，去参观德国教会和政府的豪华宫殿，如那些位于布吕尔、布鲁赫萨尔、安斯巴赫、维尔茨堡、慕尼黑和波茨坦的宫殿。*后，要彻底了解这一时期的家具，他必须穿越英吉利海峡，拜访切宾代尔（Chippendale）及其同事的家乡。 路易十四去世后，法国的艺术领域走向开放，鲁本斯的追随者们带头提出了被我们称为“洛可可”的艺术风格，这个词字面的意思大概是“小石子和贝壳”，是巴洛克绘画的室内装饰版本。它并非鲁本斯风格的延续，安东尼·华托（Antoine Watteau，1684—1721）、让 - 奥诺雷·弗拉戈纳尔（Jean-Honoré Fragonard，1732—1806）和弗朗索瓦·布歇（François Boucher，1903—1770）的样式传达出一种更轻松的氛围，笔触更柔软，色彩更轻快，甚至画幅也更小。 洛可可艺术多为情色和轻松的主题，因此在注重享乐的法国以及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贵族中大受欢迎。洛可可艺术家延续着 16 世纪以来实践和理论层面的线条与色彩之争。这个争论曾试图在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与提香（Titian）之间发生过，继而又发生于鲁本斯（Rubens）与普桑（Poussin）之间，这一论战从未真正平息，在 19世纪及其以后还会卷土重来。并非所有艺术家都投入到了洛可可艺术。 18 世纪特别注重某些社会美德——如爱国主义、节制、家庭责任感，推崇理性和研究自然规律——洛可可艺术的题材和享乐主义风格显然与这些美德背道而驰。在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领域，哲学家、作家狄德罗和伏尔泰对法国盛行的洛可可艺术大为不满，而距离这种艺术风格退场的时间也是屈指可数了。法国画家夏尔丹（Chardin）朴实的自然主义风格扎根于 17 世纪荷兰静物画的传统。而英美画家，如波士顿的约翰·辛格顿·科普利（John Singleton Copley）、德比的约瑟夫·赖特（Joseph Wright），以及托马斯·贺加斯（Thomas Hogarth），虽然画风各异，但是殊途同归，均体现出一种反映时代精神的自然主义。许多艺术家，如伊丽莎白·维热 - 勒布伦（Elisabeth Vigée-Lebrun）和托马斯·庚斯博罗（ThomasGainsborough，1729—1788），在他们的画作中融入了洛可可艺术标志性的轻盈笔触，同时也避免画面过度轻盈。尽 管他们的画面欢乐洋溢，但是避免了矫揉造作、肤浅的质感。 西方绘画中，古典主义长青不老，而它正是洛可可的劲敌。古典风格的要点——具备动态平衡、理想化的自然主义，在制衡中追求和谐、限制色彩、重视线条，深受古希腊罗马典范的影响——在 18 世纪晚期重现画坛，以回应洛可可艺术。1785 年，雅克 - 路易斯·大卫（Jacques-Louis David）展出《荷拉斯兄弟之誓》（Oath of the Horatii），全民为之震惊，该作品受到包括国王在内的法国人集体欢迎，在国际上也颇受好评。作品展出时，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碰巧在巴黎，该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新古典主义的流行早于法国大革命，但革命一爆发，占据道德优势的新法国政权就将其奉为官方风格。洛可可则与颓废的旧制度联系在了一起，洛可可画家们被迫逃离法国或改变画风法国或改变画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