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1:明清对外战略史事

远东海权争夺战 世界近代史为何由欧洲主导而非中华帝国？这一问题几乎成为所有现代史家、社会思想家们的考题，全球史、区域史以及一般近代通史都在试图回答这一问题。尤其是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兴起，历史上中华帝国的强大形象慢慢浮现，这一问题也就更具挑战性。它不仅涉及 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与批判，也触及东方世界的民族情感与自我定位，当然，它更触及人类的自我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规划未来世界的某种思想资源的重新梳理。 《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一书强调，葡萄牙人在亚洲创造的贸易繁荣，并非凭借他们自己的意志完成，而是“受惠于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葡萄牙人控制的环境”。也就是说，作为外来者与陌生人，他们所进入的“主场”并非依据他们的意志自由塑造的。相反， 作为“客方”的他们多少受制于主场规则——“中国海的不稳定形势起初就阻碍过他们在这一贸易中获得实质性的利益，直到倭寇危机被解决了之后（葡萄牙人充其量只在其中起到了边缘作用），他们才收获贸易的回报”。换言之，葡萄牙之所以能在东方世界中立足并获利丰厚，与其说是他们“殖民”的结果，不如说是东方世界为他们创造的机会。由此，作者提出“伟大的远东转向”这一说辞，认为中国和日本沿海政治形势的变化，为西方世界打开了大门，推而广之，则可以说，近代以来西方的崛起，从根本上说是东方世界丧失了主导权的产物。 “东方主场” 如果这一说法成立，则历史学要追溯的是：“老牌的”海洋帝国究竟拥有怎样的海洋意识？ 16—18 世纪的“东方主场”，究竟又发生了什么？ 不可否认的是，近代以前的中华帝国曾经主导过亚洲大陆及海洋，日本讲谈社出版的“中国的历史”系列中，由上田信所撰写的明清部分，就使用了《海与帝国》这个书名，“海洋帝国”之名几乎走红。*近出版的欧阳泰《1661，决战热兰遮》更是热闹，这本书有一个煽情的副标题“中国对西方的**次胜利”。欧阳泰是美国哈佛学派中著名的叙事史学大家史景迁的弟子，这本书亦继承了史景迁叙事史学的特长。尽管“热兰遮之战”根本说不上东西方的**次战争，也说不上中国对西方的**次胜利（早在此前，中国与葡萄牙有过多次交手，且一直都是中方胜出，1521年屯门之战、1523年西草湾之战、1548年朱纨发动的双屿港之战及1549年走马溪之战，欧阳泰书中只略提一句），但通过欧阳泰的描述，我们至少可以得出某种认知，那就是，至少就明清之际而言，中国海洋军事力量对于欧洲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当时中国洋面仅国姓爷的海军人数就达15万之众，是当时亚洲*强大的军队，人数比当时的荷兰海军多出10倍。 欧阳泰说：“1661至1668年间的中荷战争，是欧洲与中国的**场战争，也曾是欧洲与中国军队之间意义*重大的一场武装冲突，此一地位直到两百年后，才被鸦片战争所取代。”在《1661，决战热兰遮》中，欧阳泰还描述了福建海商的伟大事业： 这些福建商人每到一个地方，就在当地建造住宅与寺庙，许多人也选择在海外定居下来。在1500至1945年的欧洲殖民期间，住在亚洲海外的闽人比欧洲人还多。实际上，即便在欧洲殖民地里，闽人也比欧洲人还多……郑芝龙的一个舅舅就住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距离福建约一个星期的航程。郑芝龙到了澳门后与他同住。 华侨与海洋贸易史家王赓武曾将中华帝国海洋力量的消长划分为四个阶段，他认为，至少在第四阶段（1368年之后），中国已经具备在国内外取得贸易繁荣的几乎所有前提条件：国内需要发展海上贸易；资金盈余，可以用于风险投资；借贷和金融机构已经确立，虽然还缺乏保护措施；航海技术先进，政局稳定；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