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现代化的广东经验:粤治七年记(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丛书)

　　《治理现代化的广东经验：粤治七年记/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丛书》：一、新冠疫情背景下社会治理的全面转型新冠疫情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社会治理的变迁，推动了治理技术的应用，成为实现治理有效转型的重要变量，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社会治理目标上已经基本实现了“共同价值优先”中国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已经慢慢形成了基本的治理价值体系。经过多年的发展，尤其是疫情事件之后，我国已经在社会治理的共同价值问题上出现了共同趋势，即中国政府已经明确将安全作为优先价值，公平、发展以及正义等价值的实现，都应当充分考虑公众日益增长的安全需求。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任何社会都存在多元价值目标的冲突，政府和公众都需要在多元价值目标之间进行权衡和取舍。改革开放以来，安全与发展一直是一对具有张力的价值目标，政府和公众对两者关系的理解大致经历三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初期，确立“改革是手段，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将稳定即安全从属于发展，发展出硬道理，强调社会安全服务于发展的需要。二是非典之后，社会治理各个领域将安全平行于发展，在政府日常管理职能之外，又赋予其应急管理职能，前者旨在促进发展，后者重在保障安全，突出公共安全的重要性。三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及三大攻坚战，并且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首，安全已经优先于发展。2019年到来的疫情，使得社会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应急管理，安全成为*重要的需要。事实上，将安全作为有限目标和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意味着资源分配向应急管理倾斜，其中*重要的是政治注意力资源向应急管理倾斜。另外，政府将安全作为优先目标仍然存在空间上的差异。由于中国各地区存在着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标准更高，对安全的需求也更强烈，地方政府将安全作为优先目标具备现实基础；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人民群众对发展的期待更高，地方政府仍有可能选择将发展作为优先目标。另外，由于时间上的差异，安全作为一种价值选择，服从“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即处于安全状态时不觉得需要安全，只有处于不安全状态时才觉得需要安全。我们常常看到，一旦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安全迅速成为优先目标，事发地政府马上开展强有力的隐患排查、清理整顿；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一段时间没有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安全的重要性就下降，各种事故风险重新积聚，有可能引发下一次的爆发。社会治理过程中，社会治理价值观显然会发生较大的变化，我们这些年已经初步确定了“生命至上、安全**”的目标观念，在理念上形成了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的标准，而社会治理体系也相应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