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梁红色故事

　　《南梁红色故事》：　　一、“三色”方针建红军　　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陕甘根据地领导人，坚持从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在创建革命武装和根据地过程中，提出和实施了许多具有开创性、前瞻性的思想理论。其中红、白、灰“三色”建军方针充分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的光芒。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在1927年10月到1928年夏季先后由唐澍、谢子长、刘志丹等组织领导了清涧、渭华、旬邑等武装起义和暴动，但都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而失败。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决定，把党的中心从组织暴动转到从事长期艰苦的群众工作上来，中共陕西省委随之把斗争的重点转移到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兵运工作。随后，陕西省委相继派刘志丹、谢子长到中共陕北特委工作。1929年四五月间，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杨国栋、贾拓夫等十多人。为了确保与会同志的安全，中共陕北特委把会议地点选在比较偏僻、便于隐藏的红石峡，并要求出席会议的人员化装、分散进入会议地点，会前特委在红石峡沿线设立隐蔽岗哨，以防发生意外。　　红石峡会议集中讨论了加强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等问题。会议决定刘志丹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会上，刘志丹提出了通过兵运活动“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主张。会议接受了刘志丹提出的“三色”建军方针：“可以通过三种形式搞武装斗争，即：可以有白色的（派人做争取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工作）；可以有灰色的（派人做土匪武装的工作）；可以有红色的（建立革命武装）；以搞白色的形式为主。”　　“三色”建军方针是刘志丹等共产党人根据陕甘地区早期武装斗争的实际提出的重要建军思想。“三色”建军方针的确立和实践，有力地推动了陕甘地区革命武装的创建和发展，对于当时处在低潮的陕甘革命形势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红石峡岩壁上镌刻的四个大字——“力挽狂澜”。　　红石峡会议后，兵运工作成为陕甘边区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用兵运活动的方式来创建革命武装，是刘志丹对当时全国普遍采用的工农暴动方式创建红军思路的一种创新。然而从当时陕甘地区革命斗争形势来看，“白色”斗争方式是*为艰苦，而且*为危险的。因为陕甘共产党人在发动清涧、渭华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失败以后，要想再次进入国民党部队开展活动，其难度和危险性都非常大。但当时陕甘共产党人在经过渭华等起义和暴动后，党的军事人才受到了极大的损失，所以利用兵运工作培养军事骨干成为革命武装斗争的迫切任务。为此，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带头打入国民党队伍中开展兵运活动。　　根据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和中共陕北特委的安排，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高岗、张秀山、贺晋年、王世泰、焦维炽、张东皎、高鹏飞、杨林等一大批共产党员相继进入陕甘宁交界地区的国民党地方武装中开展兵运工作。如1929年秋，刘志丹、谢子长带领数十人，以率部来投的名义进入宁夏苏雨生骑兵第四师做兵运工作。不久，中共陕北特委又先后派出共产党员张秀山、王世泰等50余人，进入苏雨生部。随后刘志丹、谢子长以他们的军事经历和个人威望积极在国民党其他各部军阀中谋取军职，以合法军职为基础，又安排了一大批共青团员、青年学生打入国民党陕北高自清、杨庚武和甘肃陇东谭世麟部，以及黄河岸边杨琪、杨鼎、师储杰等人的商贩武装部队中开展兵运活动。　　为创建革命武装，陕甘共产党人在陕甘边地区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兵运工作，刘志丹等共产党人的足迹遍及陕西保安、榆林、旬邑、宜君，甘肃两当、庆阳、合水、正宁、南梁，宁夏平罗等广大地区，历经险恶，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然而“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陕甘兵运活动虽然屡遭挫折，但却为革命武装力量发展储备了大量军事骨干，他们在后来的陕甘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兵运活动失败的沉痛教训，使陕甘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利用地方军阀只能是权宜之计，只有走井冈山式的道路，陕甘革命武装斗争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陕甘共产党人在积极进行兵运工作的同时，一直非常注意汲取兵运活动的深刻教训，积极探索采用“灰色”方式创建革命武装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