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晚清七十年

经济战场：洋务运动较明治维新败在何处？ 日本实行明治维新后，以“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为立国三大政策。用大久保利通的话来说就是：“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独立建国，富国强兵之必要自不待言；而要实现富国强兵，则务必要从殖产兴业上下手，切实谋求其进步发达。”相比而言，中国的洋务运动似无如此深谋远虑，由此也决定了近代中日两国的国势消长。 1875年，三菱的竞争对手、半官半民的日本邮政轮船会社因经营不善而濒临倒闭，在大久保利通的建议下，明治政府将所属的15艘轮船无偿交给三菱，并决议在15年内每年拨给三菱25万日元的“航线补助金”。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拥有36艘轮船的三菱会社一跃成为日本“海运之王”。 为将外国轮船公司挤出日本，三菱会社在政府支持下大幅降低票价和运费，如横滨到长崎间的上等船票原为30日元，三菱一下降到8日元。在此拼命态势下，美国太平洋游船公司不得不退出竞争，并将4艘轮船连带往上海的航线也都转让给了三菱。之后，三菱又对大英轮船公司发动猛烈攻势，迫使后者退出从横滨到上海的航线。当然，三菱之所以敢如此不顾血本地恶性竞争，实际上都是明治政府在其背后撑腰，后者在此期间为三菱提供了81万日元的低息贷款。此外，三菱会社还在银行、造船厂、炼铁厂等方面不断拓展业务，*终成为日本实业界的领军者。 殖产兴业初期，明治政府以扶植官营企业为主，其中大藏省负责殖产兴业资金，工部省负责矿山、工厂和铁路三大部门，内务省则负责农畜牧业。1870年，日本成立工部省并接收了原属旧幕藩下的一批工厂、矿山（军工企业除外）。在此基础上，工部省开办了造船、制铁、电信等一系列官营企业。1873年岩仓具视考察团回国后，明治政府在其建议下设立内务省以统一经济政策，并将原分属大藏、司法、工部三省的劝业机构一律归并到内务省，内务卿则由大久保利通担任，大藏卿大隈重信、工部卿伊藤博文为其左右手。 1874年，大久保利通主持制定了《关于殖产兴业的建议书》，其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凡国之强弱，决定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则有赖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又在于人民是否勤勉于工业。但寻其根源，无不依靠政府官员诱导鼓励之力。” 在此精神指导下，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开始时，新旧企业均以官营为主，民间既缺乏投资能力，也没有投资信心。当然，行政力量的介入能让官营企业开个好头，打下基础，但其官僚习气同样给企业造成不可根除的弊病，正如日本邮政轮船会社的倒闭，它没有竞争力和发展前景也是显而易见的。 正因为如此，大久保利通下定决心甩掉那些成为财政负担的官营企业，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厚殖民产，振兴民业”上去。可惜的是，1878年大久保利通被人刺死，壮志未酬，好在伊藤博文继承其遗志，将“出售官营企业、促进民间资本”的政策执行到底。1880年11月，伊藤博文与大隈重信联手整顿财政，并决定将军工、铁道、电讯以外的官营企业全部不计成本地对外出售，此即“官业下放令”。 “官业下放令”的颁布，标志着明治初期的殖产兴业由开始以官营为主转入大力扶植并保护民间资本的新阶段。1882年至1893年间，明治政府出售的官营企业主要有25处，其中金、银、铜、铁、煤矿11处，其他还有造船、纺纱、玻璃、水泥、酿造等企业；出售价格大多不到原投资额一半甚至四分之一，价款可以缓付，在之后25年至55年内不计利息，简直就是白送。 举例而言，投资62万日元的长崎造船厂连同4.4万日元的库存以9.1万日元卖给了三菱，投资59万日元的兵库造船厂打一折卖给了川崎，投资18.9万日元的品川玻璃厂以25年分期支付8万日元的方式卖给了西村，等等。换言之，日本后来的这些“巨无霸”企业，如三菱、三井、川崎、住友等，其“**桶金”无不得益于此，这些企业都是明治时期通过政府的扶持而迅速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并相继成为身份暧昧不明的“政商”、财阀，之后仍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同样是航运业，轮船招商局可就没这份幸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与欧美列强处于一个相对长的和平时期，中外贸易也由此快速发展，如1864年的进出口总量即超过1亿两海关银。特别是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欧洲到中国航线大为缩短，更多的欧洲商品涌入中国，由此带来航运的日渐繁荣。从1861年美商在华设立旗昌轮船公司开始，一些原以远洋运输为主的外国轮船公司也逐渐涉足中国沿海及内河运输，中国权益大量流失。 在此情况下，李鸿章于1872年奏请筹建轮船招商局，此议得到清廷的批准并由户部借制钱20万串（合银10万两），“以作设局商本，而示信于众商”。轮船招商局名为“招商”，但由于官方色彩浓厚，加上漕粮运输被政府压价，利润不高，因而初期招股并不乐观。直到粤商唐廷枢和徐润受命接管招商局事务后，在他们主打“商办”的方针下，轮船招商局才渐有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