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教堂

他们把车开到面包房的后面，停下来，下了车。这边有个亮着灯的窗户，不过太高了，他们看不到里面。后门旁边的一个牌子上写着“面包房，特别定制”。也许模糊地听见里面正放着广播，什么东西吱嘎作响，也许是烤炉的门拉开时发出的声音？她敲门，等待，又更重地敲了敲。收音机关上了，传出一种刮擦声，某种东西的清晰响动，应该是一个抽屉，被拉开又推上。
有人开了锁，打开门。那个面包师站在光亮处，向外凝视着他们。
“我们打烊了，”他说，“这钟点你们想要什么？大半夜的。你们喝醉了，还是怎么了？”
安迈进从敞开的门漫出来的光亮里。面包师眨着沉重的眼睑，认出了她。“是你。”他说。
“是我，”她说，“斯科蒂的妈妈。这是斯科蒂的爸爸。我们想进来。”
面包师说：“我现在很忙。我手头还有活儿呢。” “我儿子死了。”她冰冷而决绝地说，“他周一早晨被车撞了。我们一直守在他身边，直到他走了。但是，当然了，你不可能想到这个，是不是？面包师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是不是，面包师先生？但他死了。他死了，你这个浑蛋！”愤怒忽然间爆发，又忽然间退去，让位给了别的东西，一种令人眩晕的反胃感。她靠在撒满了面粉的木桌旁，用手捂住脸哭了起来，肩膀颤动着。“这不公平，”她说，“这不，不公平。”
霍华德把手放在她的后腰上，看着面包师。“你真可耻，”霍华德对他说，“可耻！”
面包师把擀面杖放回到案台上，解开围裙，也扔到案台上。他看着他们，慢慢地摇头。他从一张牌桌下拉出一把椅子，那张桌子上放着报纸、收据、计算器和电话簿。“请坐。”他说。“我给你找把椅子去。”他对霍华德说。“现在，请坐吧。”面包师走到前面的店铺，带回两把锻铁椅子，说：“你们请坐。”
安擦干眼睛，看着面包师。“我想过要杀了你，”她说，“我想过要你死。”
面包师为他们清理了一下桌子，把计算器以及一摞便签和收据推到一旁，又把电话簿砰的一声推到地上。霍华德和安坐下来，把椅子拉到桌子边上。面包师也坐了下来。
“让我说说我有多抱歉吧。”面包师说着，把胳膊肘搭在桌子上，“只有天知道我有多抱歉。听我说。我只是个烤面包的，我不会声称我有什么别的身份。可能有过一次，很多年以前，我曾是个和现在不同的人。但我已经忘了。我也不确定。反正，即使我以前是个不一样的人，我现在也不再是了。现在，我只不过是个烤面包的。我知道，这不能为我的所作所为开脱。但我真的万分抱歉。我为你们的儿子感到难过，我为我在这之中的行为感到抱歉。”面包师说着，把手伸到桌上，翻过来，露出他的掌心。“我自己没有孩子，所以我只能想象你们的感受。我现在能说的只是，我很抱歉。如果可以的话，请你们原谅我。我不是个邪恶的人。我不认为自己是。不是邪恶，像你在电话里说的那样。你得明白，我现在好像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男人说，“让我问问你们，你们可以打心底里原谅我吗？”
面包房里很温暖。霍华德从桌边站起来，脱下外套，也帮安脱下了外套。面包师看了他们一会儿，然后点点头，从桌边站起来。他走到烤炉边，关掉一些开关。他找到杯子，从一台电动咖啡机里倒出咖啡，又在桌上放了一盒奶油和一碗糖。
“你们可能需要吃点儿东西，”面包师说，“我希望你们能吃点儿我做的热面包圈。你们得吃东西，往前走。这种时候，吃啊，是好事一小件。”
他给他们端上来刚出炉的热腾腾的肉桂面包圈，糖霜还在流动，又在桌上放了黄油和抹黄油的刀子，然后和他们一起坐在桌旁。他等着，一直等到他们两人都从浅盘里拿起一个面包圈，吃起来。“吃点儿东西很好，”他看着他们说，“还有呢。都吃光，想吃多少吃多少。全世界的面包圈都在我这儿呢。”
他们吃着面包圈，喝着咖啡。安突然觉得很饿，面包圈又热乎又香甜。她吃了三个，面包师很高兴。面包师聊了起来，他们认真地听。虽然既疲惫又痛苦，他们还是听着面包师说话。当面包师讲起孤独，讲起他人到中年感到的那种自我怀疑和无能为力时，他们点了点头。他告诉他们自己这些年里无儿无女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每天都是重复，无休止地填满烤炉，又无休止地清空烤炉。他讲起那些他为别人的聚会和庆典做过的食物。那些没过指关节的糖衣。那些插在蛋糕顶上，象征新婚夫妇的小人儿。成百个，不，现在有上千个了。还有生日。想想所有那些燃烧的蜡烛吧！他干的活儿有市场，他是个面包师，他很高兴自己不是个花匠。他觉得喂饱人更好一点儿，无论何时，面包的味道都比鲜花好闻。
“闻闻这个，”面包师说着，掰开一条黑面包，“这是口味比较重的面包，但口感丰富。”他们闻了，面包师又让他们尝尝，有糖浆和粗糙谷粒的味道。他们听他说话，把能吃的东西都吃了。他们吞下了黑面包。荧光灯下亮得如同白昼。他们一直聊到清晨，高高的窗户投下苍白的亮光，他们还没打算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