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事实与视角赵孟頫闲居考/艺术史:事实与视角

**节?? 赵孟頫告罪罢官考 人物生平研究，官方史传总是作为**手资料，然而这类材料大都是由当事人或利益相关者“口供”构成的，如果史实对当事者存在有利或不利，则出现侧重、省略、修饰、加工甚至虚构都在所难免。 唐人李翱就曾批评：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知之，故旧例皆访问于人，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一据。今之作行状者，非其门生，即其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或言盛德大业， 远而愈光，或云直道正言，殁而不朽，曾不直叙其事，故善恶混然不可明……由是事失其本，文害于理，而行状不足以取信。 而史传流传过程中，又存在编写者、评论者参与的问题，因为时代变迁、个人好恶而臆测、杜撰不断掺入，则后之览者看到的很多局部可能已经不是事实的本来。 即便流传后世的本人书信、文集，也或因遗漏、难言、伪托，同样会有侧重、讳避、修饰，又会反过来影响到传记编写与后来研究者。由于途径的不同，这样看起来貌似是“合证”，但源出一致，则只能是“串供”了。 当事人对于“案情”的回护，难免疏漏，案发当时碑帖、书信、诗文中的记录，未必能一一销毁，通过更全面的考察，筛除“串供”，又使得我们有揭开迷雾、接近真相的可能。 赵孟頫（1254-1322）至元“壬辰（1292）正月，进朝列大夫，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到元贞元年（1295）“成宗皇帝修《世祖皇帝实录》召至京师”，历时三年，其间两上两下，备极艰难。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在其门生杨载为写的行状（以下简称《行状》）里似乎是加官晋爵、飘然不就；《 圭斋文集》收载了欧阳玄为赵孟頫墓所写神道碑，生平事迹基本继承了《行状》 内容， 唯其子嗣部分所叙较详，殊可取；宋濂的《元史·赵孟頫传》（以下简称《 传》）里韦哈剌哈孙的苛虐与生事一段略露端倪，而对于赵孟頫的丢官解甲则是含糊未见其辞。 由于这段经历不涉及赵孟頫仕元这样的热门论题，很多介绍和研究因循史传，按孙过庭《书谱》 中的话就是“重述旧章，了不殊于既往”。王连起通过对《三希堂法帖》中一件赵孟頫致田师孟信札的引证触及到这段历史，惜资料不够全面，证史而未能正史。 这段经历对赵孟頫之后从政道路选择有着重要影响，有必要专文详考。 本文通过对赵孟頫同知济南（1292-1295）前后书信、碑帖、诗文的综合考证，提出了《行状》《传》等历史及研究文献中所讳隐的赵孟頫外放济南为官前后，官、职数度沉浮的过程及原因。